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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

引言

非法集资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犯罪，不仅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更直接侵害群众财产权益。在非法集资案件中，除了幕后策划者和资金控制者，宣传参与人往往扮演着“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网络推广、组织活动等方式，将虚假的投资项目包装成“高收益、低风险”的“理财良机”，诱导普通群众投入资金。近年来，随着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翻新，宣传参与人的群体构成日益复杂，既有主动参与的“业务员”“中介人”，也有被动传播的“转发者”“推荐人”，甚至包括部分因轻信而误传信息的普通群众。明确这类群体的法律责任，既是打击非法集资全链条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公众法律意识、阻断犯罪传播链条的重要手段。本文将围绕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类型、认定标准及典型案例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公众理解自身行为边界、防范法律风险提供参考。

一、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的法律依据

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的认定，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结合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参与人的主观过错综合判定。我国对非法集资的规制形成了“刑事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的多层次体系，其中针对宣传参与人的责任规定散见于不同层级的法律文件中。

（一）刑事法律中的责任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追究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刑事责任的核心依据。根据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及相关司法解释，若宣传参与人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集资行为，仍为其提供宣传帮助，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指出，“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若宣传参与人以虚假广告的方式为非法集资活动推广（如虚构项目资质、夸大收益承诺），还可能触犯刑法第222条的虚假广告罪，最高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行政规章中的责任约束

2021年施行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行政监管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宣传参与人的责任。《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第30条则明确：“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非法集资协助人”即包括为非法集资提供宣传、推介等帮助的主体，行政责任的设定既强化了对轻微违法者的惩戒，也为刑事追责提供了前置性约束。

（三）民事法律中的赔偿责任

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若宣传参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虚假宣传行为，导致他人财产损失，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例如，宣传参与人明知集资项目系骗局，仍通过虚假陈述诱导他人投资，受害人可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要求其赔偿实际损失。此外，若宣传参与人与非法集资主犯构成共同侵权，还需承担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要求任一侵权人全额赔偿，再由侵权人内部追偿。

二、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的具体类型

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责任并非单一形态，而是根据参与行为的性质、后果及主观过错，分为刑事、行政、民事三种责任类型，三者可能独立存在，也可能叠加适用。

（一）刑事责任：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刑事责任是非法集资宣传参与人可能面临的最严重后果，主要适用于主观恶性大、行为危害性高的情形。实践中，宣传参与人构成刑事责任需满足两个核心要件：一是主观上“明知”，即知晓或应当知晓所宣传的项目属于非法集资；二是客观上“帮助行为”，即通过组织推介会、发传单、网络发帖、口口相传等方式，为非法集资扩大影响、吸引资金。例如，某非法集资平台的“业务员”张某，明知公司无实际经营项目，仍以“年化收益20%”“保本保息”为噱头，向30余名亲友推荐投资，最终该平台资金链断裂，造成投资人损失500余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宣传行为直接促成了资金募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犯，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二）行政责任：针对轻微违法的惩戒

行政责任主要针对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已违反行政监管规定的宣传参与人。例如，李某在社交媒体转发某“投资项目”广告，内容包含“稳赚不赔”“政府背书”等虚假信息，经监管部门调查，该项目实际为非法集资，但李某仅转发3次，未从中获利，且未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条例》规定，监管部门可对李某给予警告，若其转发行为有违法所得（如收取“转发费”），还可处违法所得1-3倍罚款。行政责任的设定既避免了“违法即入刑”的过度严苛，又通过经济处罚和警示，防止轻微违法行为升级为犯罪。

（三）民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