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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探望权执行法律机制研究

引言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而探望权作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既是维系亲子关系的情感纽带，也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制度设计。随着离婚率的波动上升，涉及探望权的纠纷日益增多，执行难问题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痛点。尽管《民法典》第1086条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但现实中“判决易、执行难”的困境普遍存在。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探望权执行法律机制，既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更关系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本文从法律基础、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三个维度展开研究，以期为优化探望权执行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一、婚姻家庭探望权执行的法律基础与现实意义

（一）探望权的法律属性与立法目的

探望权，又称见面交往权，是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依法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短期相处、联络、会面、交流等权利。从法律属性看，探望权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亲权的延伸，基于父母与子女的自然血缘关系产生，属于身份权的范畴；另一方面是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工具，通过维系亲子互动满足子女的情感需求，促进其心理与人格的健康发展。我国《民法典》将探望权规定在“婚姻家庭编”，并明确“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其立法目的在于平衡离婚后父母的权利义务，避免因夫妻关系破裂切断子女与非直接抚养方的情感联结，确保子女在父母双方的关爱中成长。

（二）探望权执行的现实意义

探望权的有效执行，对家庭与社会具有多重积极意义。从子女角度看，定期与非直接抚养方的互动能减少因父母离婚产生的被遗弃感，帮助其建立稳定的情感依恋，降低心理问题发生率；从父母角度看，探望权的实现有助于缓解非直接抚养方的愧疚感与焦虑情绪，同时约束直接抚养方尊重对方的亲权，减少因探望纠纷引发的冲突；从社会角度看，妥善解决探望权执行问题，能降低因家庭矛盾升级引发的治安事件，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和谐。例如，某地法院曾统计，在探望权执行到位的案件中，子女后续因心理问题就医的比例较执行受阻案件低37%，父母双方再次因抚养问题起诉的概率下降52%，充分体现了执行机制的社会价值。

二、当前探望权执行法律机制的现实困境

（一）被执行人消极对抗，执行措施威慑力不足

在探望权执行案件中，直接抚养方（多为被执行人）常以“子女不愿见面”“影响学习”“对方有不良习惯”等为由拒绝配合，甚至采取藏匿子女、频繁变更居住地址、限制子女通讯等方式规避执行。由于探望权的执行对象是“行为”而非“财产”，法院传统的查封、扣押等财产执行措施难以适用，主要依赖《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但实践中，罚款金额有限（一般不超过10万元），拘留期限仅15日，且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对部分“软抵抗”的被执行人威慑力不足。例如，某基层法院2022年受理的56件探望权执行案中，有32件因被执行人“躲猫猫”导致执行周期超过6个月，其中11件最终因无法找到子女而暂时终结执行程序。

（二）子女意愿表达机制缺失，执行尺度难以把握

探望权的核心是“子女利益最大化”，但实践中如何准确识别子女真实意愿是一大难题。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民法典》规定应尊重其真实意愿，但部分子女可能因长期与直接抚养方共同生活，产生“被迫选择”心理，或因年龄较小（如5-8周岁）缺乏完整表达能力，导致法院难以判断其意愿的真实性。例如，某案例中，10岁女童在法院询问时表示“不想见父亲”，但经心理咨询师介入后发现，其真实想法是“害怕母亲生气”。此外，部分直接抚养方可能通过暗示、威胁等方式影响子女表达，进一步模糊了意愿的真实性边界，导致法院在“强制探望”与“尊重意愿”之间陷入两难。

（三）多部门协作机制不畅，执行资源整合不足

探望权执行涉及家庭关系修复、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干预等多维度需求，需要法院与民政、教育、社区、心理咨询机构等部门协同配合。但当前实践中，各部门间缺乏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社区网格员对辖区内探望权纠纷的排查主动性不足，难以及时发现潜在矛盾；学校虽能掌握子女日常状态，却因隐私保护顾虑不愿主动向法院反馈信息；心理咨询机构参与执行的程序不规范，费用承担主体不明确，导致专业力量难以有效介入。例如，某地法院曾尝试联合社区开展“探望权执行协助”项目，但因社区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缺乏专项经费支持，项目运行3个月后即停滞，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模式。

（四）执行后续跟踪缺位，关系修复效果有限

探望权执行的最终目标不是“完成一次见面”，而是建立长期稳定的亲子互动模式。但当前执行程序多以“本次探望实现”为结案标准，缺乏对后续探望情况的跟踪。部分案件中，即使法院强制完成了首次探望，直接抚养方可能在后续仍设置障碍，非直接抚养方因缺乏持续支持，逐渐放弃行使权利，导致“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