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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1~5章读书笔记

第一章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天命”与“人祸”的开篇伏笔

一、情节梳理：一场瘟疫引发的“惊天失误”

大宋仁宗嘉祐三年，一场席卷江南至两京的瘟疫打破了太平假象，开封府尹包拯亲自治药也难阻灾情蔓延。参知政事范仲淹献策请龙虎山嗣汉天师赴京设醮祈福，殿前太尉洪信奉命前往。抵达龙虎山后，洪信因不肯诚心步行拜谒天师，虽侥幸得见道童传讯，却在游山时被“伏魔之殿”勾起好奇——面对历代天师封禁的“锁魔殿”，他无视住持劝阻，以权势逼迫僧众揭开封皮、掘开石碑，最终放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一百单八个魔君，随后隐瞒罪责回京。而龙虎山僧众只能重修殿宇，暗叹“天数难违”。

二、人物分析：洪太尉——朝廷腐败的“缩影”

洪太尉是本章的核心人物，也是《水浒传》中“上层昏聩”的第一个具象化代表。他的性格缺陷贯穿始终：其一，傲慢自大，面对住持“步行拜天师”的建议，虽表面照做，却在途中因遇虎蛇而心生怨怼，暗骂“教下官受这般苦”，全然忘了皇命在身的职责；其二，刚愎自用，见“伏魔之殿”的封皮与铜锁，不仅不信“锁魔”之说，反而斥责僧众“妄生怪事，煽惑百姓”，以“回朝参奏”相威胁，强行开殿，将个人权势凌驾于历代戒律与他人劝告之上；其三，怯懦避责，放出妖魔后“惊得目睁痴呆，面色如土”，回京后却严令随从“休说与外人知道”，只敢用谎言掩盖自己的失职。

洪太尉的行为绝非偶然，他背后是整个北宋末年朝廷官员的通病——视职责为儿戏，视百姓安危为无物，仅凭个人喜怒行事。而“遇洪而开”的石碑，看似是“天命”，实则是作者对“人祸”的讽刺：若不是洪太尉的傲慢与专横，妖魔本可永镇殿中，后续的江湖动荡、百姓流离，根源恰在这一位“朝廷命官”的失误。

三、主题探究：“乱自上作”的开篇定调

本章虽未直接写“农民起义”或“好汉聚义”，却为全书“官逼民反”的核心主题埋下关键伏笔。首先，瘟疫与祈福的反差，朝廷面对天灾，唯一的应对之策竟是“请天师设醮”，而非减免赋税、安抚百姓，暴露了统治阶层的无能——他们不信民生，只信鬼神，百姓的生死在“天命”与“皇权”面前轻如鸿毛；其次，妖魔出世的象征意义，一百单八个魔君并非“邪恶”的代名词，而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意志”的化身。洪太尉作为朝廷代表，亲手释放了这股力量，暗示“乱局”的根源不在民间，而在朝堂——是上层的昏聩与暴虐，唤醒了底层百姓的反抗意识；最后，叙事结构的隐喻，本章以“祈禳瘟疫”始，以“放出妖魔”终，形成强烈的反讽：朝廷本想“消灾”，却因官员失职“酿祸”，这种“好心办坏事”的背后，是整个统治体系的腐朽，为后续林冲、鲁智深等好汉的被迫反抗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四、艺术特色：细节描写中的“宿命感”

作者善用细节烘托“天命难违”的氛围，却又暗含“人定胜天”的可能性。如描写伏魔殿时，“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门上使着胳膊大锁”“封皮上重重叠叠使着朱印”，层层细节渲染出“封禁”的严肃性，与洪太尉“大笑”“大怒”的轻慢形成对比，凸显其行为的鲁莽；而掘开石碑后，“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散作百十道金光”的描写，既充满奇幻色彩，又暗示这股力量的不可阻挡——它不是“妖魔”的肆虐，而是被压抑许久的反抗精神的爆发。这种细节描写，让“天命”不再是虚无的口号，而是与“人祸”紧密绑定，让读者明白：所谓“宿命”，不过是上层失德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章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官逼民反”的首次具象化

一、情节梳理：从“教头逃亡”到“少年聚义”

洪信回京后，瘟疫暂消，朝廷恢复表面太平。历经数代皇帝后，徽宗登基，抬举浮浪子弟高俅为殿帅府太尉。高俅因早年曾被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之父王升打翻，掌权后公报私仇，逼迫王进弃家逃亡。王进携母逃往延安府途中，投宿华阴县史家村，遇庄主史太公之子史进——史进好武却技艺粗糙，被王进轻松击败后拜师学艺。半年后，史进武艺大成，王进继续西行；史太公病逝后，史进得知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聚众劫道，便整顿庄户防备。陈达执意借路史家村，被史进活捉，朱武、杨春以“同死”苦肉计打动史进，四人结为朋友。后猎户李吉告发，县尉围庄，史进与三好汉杀出血路，放火烧庄，逃往少华山，却因不愿落草，辞别众人继续寻找王进。

二、人物分析：两个“好汉”的不同困境

1.王进：隐忍中的反抗者

王进是《水浒传》中第一个因“官逼”而“走”的好汉。他的性格充满“隐忍”与“无奈”：面对高俅的刁难，他明知是私仇，却不敢正面反抗，只说“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逃亡前，他精心设计支开牌军，避免冲突扩大，体现其谨慎；途中投宿史家村，因史进母亲患病而停留，又因史进的诚恳而传授武艺，可见其善良。王进的“走”，不是懦弱，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他深知与高俅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能选择逃离。这种“被动逃亡”，恰是当时无数正直官员的缩影：他们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无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