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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现状

清晨六点的加拉加斯街头，我握着半杯凉咖啡站在街角，看卖玉米饼的罗莎阿姨掀开铁皮桶的盖子。热气裹着玉米香飘出来，立刻围上来几个穿旧T恤的人——他们攥着的玻利瓦尔纸币比手纸还薄，数的时候指尖都在抖。罗莎阿姨接过钱，手指在围裙上蹭了蹭，嘴里念叨：“昨天还是15万一个，今天得20万了——不是我要涨，是钱不值钱啊。”

我想起上周陪妈妈去买大米。超市货架上的米袋蒙着一层灰，价签上的数字用马克笔改了三次，最后老板干脆说：“别问价，用美元或者欧元，玻利瓦尔？我怕收了明天得倒贴给你当包装纸。”妈妈把钱包里的玻利瓦尔翻了三遍，叹着气拿出藏在抽屉底的金耳环——那是外婆留给她的，换了五公斤大米，装在布袋子里，沉甸甸的，比任何银行存单都实在。

邻居玛尔塔的小儿子卢卡斯昨天发烧到39度。我跟着她跑了三家医院，急诊室的灯都暗着，护士坐在门口织毛衣，说：“退烧药？上个月就没了，去黑市吧，就在教堂后面的巷子里，要30美元——别嫌贵，昨天还是25。”玛尔塔的工资一个月才100美元，她咬着嘴唇把卢卡斯的小外套脱了，露出瘦得肋骨分明的后背，说：“我上个月卖了家里的电扇，还剩20美元……”最后是罗莎阿姨塞给她5美元，说：“先给孩子买，我这儿还有点卖饼的钱。”

学校的情况更糟。我侄女玛丽亚的教室没有窗户，风灌进来的时候，作业本会吹得满屋子飞。黑板是用黑油漆直接刷在墙上的，粉笔是学生用石灰块磨的。她们的老师卡门小姐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每天放学都要去市场卖水果——我上周看见她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一堆青芒果，听见学生叫“老师”，赶紧把围裙往身后藏，脸涨得通红。玛丽亚说：“老师昨天跟我们说，要是以后她不来上课，就去市场找她，她教我们认水果的名字，也算学英语了。”

街角的茶摊是老人们的据点。每天下午，里卡多爷爷都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儿，喝着放了太多糖的茶（因为糖比茶便宜），跟人聊政治。昨天我路过，听见他拍着桌子说：“选谁都一样！去年选举的时候，候选人说‘要让每个家庭都有牛奶’，结果现在牛奶要靠抢；今年又说‘要涨工资’，可工资涨得没通胀快——我孙子的奶粉钱，还是我用退休金花的呢！”旁边的佩德罗大叔冷笑：“你看新闻没？政府说‘经济在复苏’，反对派说‘都是政府的错’，可谁也没说怎么让我今天能买到鸡蛋！”

其实老百姓早学会了自己想办法。楼下的索菲亚阿姨用肥皂换我的洗发水，说“超市里的肥皂要卖10万玻利瓦尔，我用homemade的（她自己用猪油做的），比那好用”；对面的卡洛斯叔叔把车库改成了“交换站”，邻居们把用不上的东西拿来——比如旧衣服、破锅、半瓶洗洁精，换需要的：鸡蛋、面条、火柴。上星期我用一件旧羽绒服换了三斤土豆，卡洛斯叔叔说：“这比钱靠谱，钱会烂，土豆能填肚子。”

罗莎阿姨的玉米饼摊前，总有个流浪的小男孩蹲在旁边。她每次都会多塞一个饼给他，说：“这孩子的妈妈去哥伦比亚打工了，跟着奶奶过，奶奶捡废品，哪有钱买吃的。”小男孩接过饼，会给罗莎阿姨唱首歌——用西班牙语唱的，大意是“谢谢你的饼，比太阳还暖”。罗莎阿姨就笑，把沾在小男孩脸上的玉米粉擦掉，说：“等以后有面包了，我给你烤个大的。”

晚上的加拉加斯，路灯坏了一半，街道像被狗咬过的面包，坑坑洼洼的。但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漏出光——有人在煮玉米粥，有人在缝补旧衣服，有人在教孩子写作业。我站在阳台，看见风把路边的玻利瓦尔吹起来，像一群灰色的蝴蝶，飞得比屋顶还高。楼下的罗莎阿姨收摊了，她把装钱的布袋子搭在肩上，袋子比里面的钱还沉——不是因为钱多，是袋子是用旧牛仔裤做的，结实。她抬头看见我，挥了挥手，喊：“明天来吃饼，我给你留个热的！”

我想起昨天在网上看到的新闻，说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又创了纪录，说政府和反对派又在联合国互相指责，说国际组织的援助还在路上。但这些都不如罗莎阿姨的玉米饼热，不如玛尔塔抱着卢卡斯时的眼泪，不如卡门老师卖水果时的尴尬，不如邻居们交换东西时的笑容——这些才是委内瑞拉的现状：不是统计数字里的“崩溃”，不是新闻里的“危机”，是一个个活着的人，在钱变成废纸的时候，用玉米饼、用肥皂、用歌声，把日子撑起来。

就像里卡多爷爷昨天说的：“我们的国家是棵被虫蛀了的树，但根还在。只要根在，春天来了，总会发芽的。”我看着楼下的灯光，听见远处传来吉他声——是那个流浪的小男孩，在唱那首关于玉米饼的歌。风里飘来玉米的香气，还有罗莎阿姨的笑声，在暗夜里，像一点小小的火，烧得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