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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体系结构

一、引言

如同德国、瑞士、日本、台湾地域一样，中国继受了源于潘德克顿法学理论物权概念，并在财产法体系中形成了物权法和债权法二元划分，物权法也有了自成体系结构框架，其内容在此制度空间中有了逻辑排列和组合，这就是物权法体系结构。上述国家和地域物权法在民法典之中，并和其它各编发生千丝万缕关联，比如，物权行为受到总则中法律行为规则制约、物权变动和继承相关等，但它独立制度空间能让立法者根据预设标准行事，不仅将属于物权法调整事项反应为法律规则，还能让其在外观上含有特定形式美。

受制于不一样地方性制约条件，不一样法域物权法有不一样体系结构，全部有各自合理性和形式美。中国物权法作为以后者，在实体内容上受上述物权法影响很大，自不待言。问题在于，中国物权法应用何种体系结构来安排实体内容，不仅能完全包容应有规则，还能让它们得以有规律排列。可能，经过对德国、瑞士、日本和台湾地域物权法对比，我们能取得有益启示。

二、物权法体系结构经验表示

(一)德国

德国物权法累计九章：“占有”、“土地权利通则”、“全部权”、“地上权”、“役权”、“先买权”、“实物负担”、“抵押权、土地债务和定时金债务”和“动产和权利质权”。上述体系结构上最大特点，就是以不动产和动产区分为根本，以具体权利类型为展开轨迹，辅以以抽象统领具体、以具体连接共性体系方法。

不动产和动产区分是根本，这关键表现为：(1)在权利形态方面，不动产和动产分别负担不一样物权，含有不一样规则，比如，不动产担保物权和动产担保物权类型迥异，它们被要求在不一样章之中;(2)在权利形式方面，不动产物权表现形式是登记，动产物权形式为占有，它们分别处于不一样章节;(3)在权利变动方面，对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物权变动通常规则是“合意+登记”，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是“合意+交付”;对于非依法律行为物权变动而言，不动产物权变动关键为取得时效，动产物权变动尤其是动产全部权取得形态则要更多。

不过，这仅仅是一条虚设根本，而非刚性架构，德国物权法并未所以而在形式上一分为二。这种区分在相当程度上是隐性，它贯穿于多种具体物权类型之中。换言之，德国物权法逻辑展开，是以具体权利类型为前后次序，它采取了“全部权-她物权”排列，而这显然是以权利内容完整是否为依据。这种排列没有脱离罗马法以全部权为中心、以她物权为衍生模式，德国物权法内容对此也有所印证，比如，它极度重视不动产全部权，不动产全部权移转遵照要式“Auflassung”，而其它不动产物权变动采取非要式“合意+登记”即可。

受潘德克顿法学影响，德国民法典喜爱采取从具体中抽象出通常、进而形成错落有致之体系“提取公因式”方法，物权法也不例外。尽管存在上述权利客体和类型区分，德国物权法仍然从中抽取了共性规则，这突出表现为：(1)占有对不动产和动产均可适用，故将其独立成章，以凸现其共性;(2)和动产物权相比，不动产物权包含到登记这个程序事项，其中存在国家治理等公法目标，而且，不动产比动产价值大，和国计民生关系紧密，故物权法专门设置土地权利通则，以统领诸不动产物权;(3)全部权内容、类型和保护是不动产全部权和动产全部权共性所在，它们就是全部权规则“公因式”。不过，德国物权法对“公因式”提取并不根本，比如，既不存在普适“通则”，也没有“动产物权通则”。

正是在区分不动产和动产和具体物权形态划分基础上，德国物权法有了特定逻辑排列形式：“占有-土地权利通则—全部权-她物权”。这使得多种功效不一样规则错落有致，形成紧密关联体系，比如，土地全部权在权利形态上尽管在全部权之中，但基于其客体为不动产考虑，仍然要受土地权利通则制约，只有充足结合这些不一样规则群，才能正确而完整地了解土地全部权规则。

(二)瑞士

瑞士物权法分为三大部分：“全部权”(包含三章：通则、土地全部权和动产全部权)、“限制物权”(包含三章：役权及土地负担、不动产担保和动产担保)和“占有及不动产登记簿”(包含两章：占有和不动产登记簿)。

这种体系结构最突出特点就是权利形态先行，权利形式殿后。它前两部分分别规范了全部权和她物权，设定了相关权利形态和内容。这些权利规则群明确区分了不动产和动产，并利用了“提取公因式”方法，比如全部权通则、担保物权中通常要求均如此。在叙述完权利形态后，它最终要求了权利公告形式，即占有和不动产登记。故而，瑞士物权法结构就是“实质权利-权利形式”。

这种结构好处于于，经过先表述物权实体，能使人了解物权种类、内容及其变动规则，然后再规范公告形式，使人知道抽象物权经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结构含有内在自洽性，“实质权利”不仅表明了权利是什么，还确定了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设权作用。“权利形式”回应了上述要求，只有这些形式物权才能有对应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