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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其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事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传统以行政指令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与新时代需求的不适应性——基层创新活力不足、多元主体参与渠道有限、资源配置效率待提高等问题日益突出。教育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本文围绕“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展开研究，试图从制度重构、主体协同、技术赋能、评价改革等维度，探索符合中国教育实际的现代化治理方案。

一、制度体系的现代化重构：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支撑

制度是治理的基石，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立新废旧”，而是立足教育规律与时代需求，对现有制度进行结构性优化与功能升级。

（一）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协同

法律是教育治理的最高准则。当前我国已形成以《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为核心的教育法律框架，但随着教育形态的多元化（如在线教育、职业教育融合发展），部分法律条款呈现滞后性。例如，针对新型教育主体（如教育科技企业）的监管职责划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资产界定等问题，现有法律尚未形成明确规范。因此，需要建立动态的法律修订机制：一方面，针对新兴教育领域开展专项立法调研，填补法律空白；另一方面，加强不同教育法律之间的衔接，避免“多头管理”或“监管盲区”。例如，在职业教育领域，可推动《职业教育法》与《企业法》《劳动法》的协同，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义务，形成“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实践激励”的闭环。

（二）标准体系的分层与动态调整

教育标准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尺”，也是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传统教育标准存在“一刀切”问题，例如中小学课程标准未能充分体现区域教育差异，职业教育专业标准与产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现代化的标准体系应遵循“分类制定、动态调整”原则：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国家基本标准+地方特色标准”的双层结构，国家层面明确学生核心素养与基本学业要求，地方层面结合区域文化、经济特点补充特色课程标准（如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课程）；在职业教育领域，推动“产业需求牵引标准”机制，由教育部门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共同制定专业教学标准，每3-5年根据产业升级需求进行修订；在高等教育领域，区分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高校的标准导向，前者侧重学术创新能力，后者侧重产教融合成效。

（三）权责清单的清晰化与规范化

权责不清是制约治理效能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教育治理中存在“上级部门越位干预”与“基层单位责任超载”并存的现象。例如，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干预学校课程设置，而在校园安全、教师培训等实际事务中却存在责任推诿。现代化治理要求通过“权责清单”明确不同主体的职责边界：中央层面聚焦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如制定教育战略、统筹财政投入），省级层面负责区域教育协调与资源调配（如跨市教育帮扶、教师编制统筹），市县层面落实具体执行与监督（如学校日常管理、教育质量监测），学校层面则在人事聘任、经费使用、课程开发等方面获得充分自主权。通过清单化管理，既能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也能为责任追溯提供明确依据。

二、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从“单一管理”到“共同治理”的转型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是从“政府主导的单向管理”转向“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参与的共同治理”。这一转型需要打破传统的科层制思维，构建平等、互动、合作的治理关系。

（一）政府角色的“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政府是教育治理的主导力量，但主导不等于包办。在传统模式中，政府常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学校具体事务，导致学校“等靠要”思想严重。现代化治理要求政府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定规则”，通过法律、政策明确教育发展的底线要求（如教育公平、学生权益保护）；二是“搭平台”，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如教育决策听证会、家长委员会联席会议）；三是“保资源”，确保教育经费的稳定投入与合理分配（如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倾斜）。例如，某省教育厅近年来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政府不得干预的20项学校事务（如教师日常教学方法、学生社团活动），将更多精力用于教师培训、教育质量监测等服务性工作，学校自主办学活力显著提升。

（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性落实

学校是教育活动的实施主体，落实办学自主权是激发治理活力的关键。当前，部分学校仍面临“管办评不分”的困境：教育行政部门既是“运动员”（举办学校）又是“裁判员”（评价学校），导致学校难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办学策略。要实现这一突破，需重点推进三方面改革：一是人事权改革，允许学校在编制总量内自主招聘教师（尤其是紧缺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