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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工程项目的税源管理与征纳博弈关系浅析

番禺地税石楼分局李聪颖

【观点综述】：重大工程项目历来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管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将重大工程项目的税收管理作为特定的税收意义主体去分析，认为其存在的巨大的劳动量导致其必将产生巨量的税收价值，因而必须理清其价值来源和意义所在，并且借助第三优课税理论去进行重大工程项目税务管理的目标策划，明晰税收征管的信息匮乏和行为约束的现实障碍，从而确立重大工程项目税收管理的最理性目标。在管理目标明确的基础上，通过辨析重大工程项目中征纳双方的税收博弈关系，进行典型的博弈学模型“囚徒困境”的设置，把重大工程项目的税收管理纳入到该模型的各个环节，然后通过“激励相容约束”手段的运用，刺激征纳双方在重大工程项目的税收管理中达成双赢局面。

作为税收执法人员，我们必须注意到重大工程项目在地方税收中的重要性和加强对其税收管理的必要性。重大工程项目究竟有怎样的独特意义使得我们不得不从一般税收管理中将其抽离出来单独辨析呢？我们又该确立什么目标和采取什么手段去做好重大工程项目的管理呢？这一切，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谈起。

一、劳动创造价值——重大工程项目存在的巨大劳动需求产生巨量税收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曾经讲过：“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马克思：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P23。

马克思：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P23。

正是基于劳动转化为财富的考虑，现代国家无不重视具体劳动机会的社会供给。所有正常的政府都在为其公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职位。在必要的时候，政府会发挥其社会调控和社会福利职能，依靠自身财政力量去组织一定的大规模项目或者工程（这些项目或者工程通常是劳动量巨大而牵涉经济价值极高的，可称为“重大工程项目”），以此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以供给公民。在重大工程项目的组织中，由于其巨大的实际劳动量，它能够把财富在一定时段内迅速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货币价值。从现代课税制度视觉来看，如此规模庞大的财富实体无疑蕴含了巨额的税收能量，能够短时间内帮助政府组织到巨大的税收收入，从而帮助政府拥有更加充裕的财力去支持国家安全和民生改进等公共事业的建设。

像前苏联政府成立初期，斯大林创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即通过国家权力，全面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各部门，通过指令性计划集中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社会生产活动。其中，大规模的工业工程建设的实施成为当时苏联经济状况的主要体现。尽管这样的“斯大林模式”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对苏联政府的命途起到了致命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使苏联得以形成庞大的劳动价值能量，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对国家也形成了较大的税收收入，从而拥有下一步改造和发展社会的能量，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的美苏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样，1935年前后的美国，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在其“新政”中，把“救济”确立为重振经济的一个主要方面。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主要的方面是以工代赈。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政府组织或筹划的不同劳动获得工资。通过这样的“罗斯福新政”，美国很快便在国家财政聚集了足够的财政资金去摆脱了经济危机的阴霾，重新振兴了国家。

还有，包括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重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与重大工程项目的不断组织分不开的。

暂且搁置政治与民生的考虑，仅从国家课税主题来分析重大工程项目的作用，不难发现一个清晰的国家赋税循环圈：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市场，劳动市场在特定时段创造巨量货币价值，巨量的货币价值部分生成税收，税收转入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收益，财政收益的支出又支持着重大工程项目的形成与实施。正是基于这般赋税循环圈的认识，在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我国政府向来重视重大工程项目的作用，努力彰显其公共福利和财政收入的巨大功能，不断慎重而大胆的推进各项重大工程项目的施行。像公路、铁路、航空网络的不断扩大延伸，像北京亚运会、奥运会等等相关的体育场馆及配套项目的建设等等，都是中国政府执行该原理的成功产物。

同样，我们广州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个天河体育中心带动了整个片区的发展，使得天河区飞速发展成广州甚至广东税收增长的亮点，这一直都是我们税务部门所津津乐道的例子。如今，广州新客运站、广州地铁网络、广州2010年亚运会场馆和亚运城等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