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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镇自治制度与基层社会结构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手工业分工细化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传统的”州县-乡村”二元基层管理体系逐渐被打破，以经济功能为核心的市镇群体在城乡之间迅速崛起。这些市镇既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建制单位，又区别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聚落，其治理模式既保留了传统基层管理的痕迹，又因商品经济的推动衍生出独特的自治特征。探讨宋代市镇的自治制度及其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塑造，不仅能揭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多元面向，更能为理解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提供重要视角。

一、宋代市镇的兴起与基本特征

（一）市镇兴起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宋代市镇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如占城稻的推广、水利设施的普及）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为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手工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纺织、陶瓷、冶铁等行业出现区域性生产中心，这些生产中心因原料采集、产品集散的需求，逐渐吸引人口聚集形成市镇。再次，水陆交通网络的完善（如大运河的疏浚、沿海贸易的兴盛）加速了商品流通，沿交通干线出现了大量以商贸为核心功能的市镇。例如，长江中下游的茶市、沿海的盐市、运河沿岸的米市，都是因商品集散需求而兴起的典型。

（二）市镇的非行政建制属性与功能定位

与州县治所不同，宋代市镇并非国家法定的行政建制单位。据《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北宋初期”诸镇置于管下，设监镇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其最初职能仅为军事防御或税收管理。但随着经济发展，市镇的功能逐渐从”军事戍守”转向”经济聚合”。这些市镇虽未被纳入州县行政体系，却承担着商品交易、人口聚居、信息传递等重要社会功能，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例如，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乌青镇、南浔镇，既是周边乡村农产品的集中销售地，又是手工业品的分销中心，其经济辐射范围往往覆盖方圆数十里。

（三）市镇人口构成的复杂性

与单一农业人口为主的乡村不同，市镇人口呈现多元特征。首先是商人阶层，包括行商、坐贾、牙人（交易中介）等，他们是市镇经济活动的核心参与者；其次是手工业者，如纺织匠、陶瓷工、冶铁师等，构成生产端的主要力量；再次是服务性行业从业者，如茶肆酒坊的经营者、脚夫、船工等，支撑着市镇的日常运转；此外，还有少量因科举落第、致仕归乡或躲避赋役而迁居的士人阶层，他们往往成为市镇文化与公共事务的引领者。这种多元的人口结构，既为市镇自治提供了主体基础，也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市镇自治制度的运行机制

（一）管理组织：官方监管与民间自治的互动

宋代市镇的治理呈现”双轨制”特征：一方面，国家通过派遣监镇官（多为低级武臣或文臣）实施行政监管，主要负责治安巡查、火禁监督、商税征收等事务；另一方面，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具体管理职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行”与”团”。“行”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如”米行”“布行”等，负责规范行业内的交易规则、协调价格纠纷、统计行业税收；“团”则是地域性的居民组织，多以街区或行业聚居区为单位，负责公共设施维护（如道路修缮、河道清淤）、社区治安联防（如夜间打更、防盗巡查）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间组织并非完全独立于官方，例如行首（行会首领）往往需要由监镇官认可，其制定的行规也需报备官府备案，形成了”官方主导框架、民间填充细节”的治理格局。

（二）公共事务管理：从日常秩序到公益建设

市镇的自治功能集中体现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在市场秩序维护方面，行会通过制定”市例”（交易惯例）规范交易行为，例如规定度量衡标准、禁止强买强卖、统一货物质量等级。遇到纠纷时，首先由行首或团首调解，若调解不成再报监镇官裁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镇的桥梁、码头、仓储等公共设施多由民间集资修建，例如南宋《吴郡志》记载，平江府（今苏州）周边市镇的码头建设，往往由当地富商牵头，联合行会成员募捐，完工后由团首负责日常维护。在公共安全领域，市镇普遍建立”火铺”（消防组织），由居民轮流值守，配备水桶、梯子等消防工具；同时实行”保伍法”，十户为一保，互相监督，遇有盗贼及时鸣锣报警。

（三）纠纷调解：乡约传统与官方裁决的衔接

宋代市镇的纠纷调解体系体现了”民间自治为主、官方介入为辅”的特点。民间层面，市镇普遍存在不成文的”乡规民约”，内容涉及邻里关系、交易规则、公共资源使用等。例如，某市镇的乡约可能规定”邻舍借贷须立字为凭，月息不得过三分”“河塘取水按户轮次，不得抢用”等。这些乡约虽无法律效力，却因符合多数居民利益而被自觉遵守。若出现违反乡约的行为，首先由”耆老”（德高望重的老者）或团首进行调解，调解过程注重”情、理、法”的平衡，强调”以和为贵”。只有当民间调解失败，或涉及重大财产、人身伤害时，才会诉诸官府。这种”民间先行、官方兜底”的调解机制，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维护了市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