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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风云观后感

黄海的硝烟，早已散尽在百年的历史尘埃之中，但那一声声震彻天际的炮响，那一艘艘沉入海底的铁甲，却如一道永不磨灭的烙印，深刻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里。甲午风云，不是一段可以被轻松翻过的历史篇章，它是一场文明的悲剧，一个帝国的挽歌，更是一面映照出国家兴衰存亡规律的冷峻铜镜。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凝望那段屈辱而悲壮的岁月，我们所看到的，远不止是胜负两字的简单评判，而是一个古老帝国在近代化门槛前步履蹒跚、最终轰然倒下的全过程。

战争的阴云，并非一日之寒。在甲午炮声响起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一场“同治中兴”的虚幻光环之下。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创痛，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启了一场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他们创设军工厂，建立新式海军，派遣留学生，似乎在为这个老大帝国注入一丝生机。北洋水师的建立，更是这场运动的巅峰之作。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号称“亚洲第一”，曾一度让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仿佛天朝上国的雄风得以重现。然而，这金玉其外的繁华，却难掩其败絮其中的腐朽。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它试图将西方的技术“嫁接”到封建专制的“砧木”上，却拒绝触动那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这就好比给一个垂死的病人换上了一身华丽的衣服，却无力医治其内里的沉疴。北洋水师，正是这一悖论最直观的体现：它拥有着世界级的舰船，却笼罩在官僚主义的阴影之下；它装备着先进的火炮，却常常因为经费被挪用而缺乏有效的炮弹；它的官兵不乏忠勇之士，却不得不听命于一个腐败、内斗、目光短浅的统治集团。这艘看似威武的“航母”，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1894年，战争的导火索被点燃。朝鲜东学党起义，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提供了绝佳借口。当清政府还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时，明治维新后早已完成全民动员的日本，已经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从丰岛海战的突然袭击，到平壤战役的溃不成军，战争的进程如同一面无情的筛子，滤清了清帝国所有的虚骄与幻想。

黄海大东沟海战，是甲午战争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两个国家现代化成果的一次正面碰撞。此战中，北洋水师展现了惊人的勇气。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在弹药将尽、舰体受重创的情况下，毅然开足马力，意图冲撞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同归于尽。那“撞沉吉野”的怒吼，穿透了百年时空，至今仍令人血脉贲张。然而，个人的英勇无法弥补体制的落后，战术的失误无法挽回技术的代差。日军舰队采用了更为科学的“单纵阵”，发挥了速射炮的密集火力优势；而北洋水师则采用了笨拙的“夹缝雁行阵”，导致舰队火力无法集中，且舰炮射速严重落后。更为致命的是，大量的炮弹填充了沙土而非火药，甚至发生了炮弹击中敌舰却不爆炸的尴尬景象。这场海战，北洋水师损失五艘战舰，虽予敌重创，却最终丧失了制海权。黄海的失败，不是败在将士不勇，而是败在体制之腐、战略之误、后勤之糟糕。它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仅仅拥有坚船利炮，而没有支撑这些坚船利炮的现代化国家机器，终究只是纸老虎。

军事上的溃败，根源于政治上的糜烂。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指挥系统堪称一锅粥。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主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则消极避战，力求苟安。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则将北洋水师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奉行“避战保船”的方针，处处保存实力，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从容登陆。当旅顺、威海卫相继陷落，当北洋水师在自家港内被围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离心离德、一盘散沙的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昏聩自私（为筹办六十大寿而挪用海军经费），中枢大臣的勾心斗角，地方督抚的拥兵自保，构成了一幅末日王朝的众生相。相比之下，日本上下一心，举国一致，天皇节食以充军饷，民众踊跃捐款参军。这场战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较量，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与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对决。胜负，其实在战前早已注定。

1895年春，《马关条约》的签订，将这场战争的耻辱推向了顶峰。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数年的财政总收入，彻底掏空了国库，也扼杀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可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让大片国土沦丧，更让台湾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异族统治生涯；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华设厂，则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阶段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新阶段。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国人的刺激，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失败。输给西方列强，尚可以“文野之别”来自我安慰，但这一次，却是输给了曾经被我们瞧不起的“蕞尔小邦”日本。这场败仗，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所有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人。它无情地证明，不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任何器物层面的学习都只是徒劳。正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