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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政复议法律分析

引言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核心法律文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责任划分、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责任认定。实践中，当事人对认定书内容有异议时，能否通过行政复议途径寻求救济，长期存在法律适用争议。这一问题不仅涉及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更与公民合法权益保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密切相关。本文通过梳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分析行政复议的受理依据，探讨复议审查的核心内容及实践争议，旨在为完善相关法律适用提供理论参考，推动交通事故处理的法治化进程。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界定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是讨论其能否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的逻辑起点。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存在“证据说”“行政确认说”“行政行为说”等不同观点，需结合法律规定与实践功能综合分析。

（一）现行法律对认定书性质的定位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一条款从立法层面将认定书的核心功能界定为“证据”，强调其在交通事故处理中的证明作用。从程序上看，认定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制作，具有公文书证的效力；从内容上看，其包含对事故基本事实、成因及当事人责任的认定，直接影响后续民事赔偿、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的结果。

（二）理论争议与实践功能的冲突

尽管法律将认定书定性为“证据”，但实务中其效力往往超越一般证据。例如，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若未发现认定书存在明显错误，通常会直接采纳其责任划分结论；在行政处罚中，认定书是对当事人进行罚款、扣分等处罚的重要依据；在刑事诉讼中，认定书更是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这种“准终局性”特征使得认定书实质上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直接、重大影响，与传统“证据”的辅助性地位形成反差。部分学者因此提出，认定书应被视为行政确认行为，即行政机关对特定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认定，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和拘束力。

（三）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关联性分析

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6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申请复议。若认定书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复议受案范围；若仅为“证据”，则不属于。因此，法律性质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当事人能否通过复议途径救济权利。当前争议的本质，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外延的理解差异——是否应将具有实质影响的行政确认行为纳入复议范围。

二、交通事故认定行政复议的受理依据辨析

围绕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申请行政复议，现行法律规定与实践操作存在一定冲突，需从立法原意、司法解释及司法案例等维度展开分析。

（一）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范梳理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特别规定：该法未明确赋予当事人对认定书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仅规定当事人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第73条隐含程序）。复核与行政复议的性质不同：复核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不具有行政复议的救济属性；复议则是独立于原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

《行政复议法》的一般规定：该法第6条第（十一）项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申请复议。若认定书被认定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复议范围。但原《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已废止）曾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这一冲突条款的废止为复议受理留下了空间。

司法解释的补充说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指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但未否定其行政行为属性。部分地方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已受理对认定书的起诉，间接认可其可复议性。

（二）实务中的两种对立观点

实践中，对认定书能否复议存在“不可复议说”与“可复议说”两种主流观点：

不可复议说认为，认定书是“证据”而非具体行政行为，其效力需经司法审查确认，若允许复议，可能导致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已规定复核程序，复议属于重复救济。

可复议说则强调，认定书由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复核程序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缺乏外部独立性，无法替代复议的救济功能；《行政复议法》的兜底条款应覆盖此类情形。

（三）立法趋势与司法实践的突破

近年来，随着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如《行政复议法》修订强化对行政确认行为的覆盖），以及“实质法治”理念的推进，部分地区已逐步将认定书纳入复议范围。例如，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虽名为证据，但其制作主体、程序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当事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这一裁判思路反映了司法实践对认定书行政行为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