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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难题研究

引言

医疗纠纷调解作为化解医患矛盾的“缓冲带”，在维护患者权益、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诉讼程序的冗长与对抗性，调解以其灵活性、高效性和情感修复功能，成为医患双方更易接受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实践中大量调解协议达成后却陷入“执行难”困境——患者拿不到应得赔偿，医疗机构被反复纠缠，不仅损害了调解制度的公信力，更可能将矛盾重新推向诉讼甚至激化，背离了调解制度设计的初衷。本文以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执行难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具体表现、探究深层成因、提出破解路径，为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供参考。

一、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难题的具体表现

（一）义务人主动履行意愿普遍不足

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义务人多为医疗机构或患者（视纠纷责任主体而定），但实践中两者的履行意愿均存在明显短板。以患者为义务人的场景为例，部分患者因对调解结果不满（如认为赔偿金额未覆盖实际损失），或因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常以“协议显失公平”“调解过程受胁迫”等为由拖延履行；而医疗机构作为义务人的情况更为复杂：部分机构认为调解协议是“花钱买平安”，对协议内容存在抵触情绪，尤其在涉及重大赔偿或责任认定的协议中，可能通过内部审批流程繁琐、财务部门推诿等方式变相拖延；还有少数机构存在“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错误认知，认为患者不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从而选择性履行协议。

（二）执行内容模糊导致争议频发

调解协议的内容设计直接影响执行效果，但当前许多协议存在条款表述不严谨、权利义务界定不清的问题。例如，部分协议仅笼统约定“医疗机构赔偿患者各项损失”，却未明确“各项损失”的具体构成（如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及计算标准；涉及后续治疗的协议常出现“后续治疗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的表述，但对“实际发生”的认定主体（患者自行就医还是双方共同指定机构）、费用审核流程（是否需要票据、是否剔除非必要治疗项目）等关键环节未作约定，导致患者后续治疗时，医疗机构以“费用不合理”为由拒绝支付；更有甚者，部分协议对履行期限仅写“尽快”“合理期限内”等模糊表述，双方对“尽快”的理解差异（患者认为是1个月，机构认为是3个月）直接引发新的纠纷。

（三）外部保障机制缺失加剧执行阻力

调解协议的执行不仅依赖当事人自觉，更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与支持，但当前保障机制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调解机构“重调解、轻执行”的倾向普遍存在。多数调解组织（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达成协议后即终止服务，缺乏对协议履行情况的跟踪回访，对义务人拖延履行的行为缺乏有效干预手段；另一方面，司法衔接机制不畅。虽然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可通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但实践中当事人因对司法确认程序不了解、嫌麻烦（需提交材料、到法院办理）等原因，主动申请确认的比例不足30%；即使申请确认，部分法院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不统一，存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争议，导致确认效率低下。此外，社会信用惩戒机制在医疗纠纷领域应用有限，义务人拖延履行的行为难以被纳入征信系统，违约成本过低进一步削弱了履行动力。

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难题的深层成因

（一）法律层面：协议效力定位模糊

我国现行法律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效力规定存在模糊地带。根据《人民调解法》，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但该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强调调解协议的约束力，却未明确其与其他类型调解协议（如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效力差异。这种“合同效力”的定位导致协议履行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觉，一旦义务人反悔，权利人只能通过诉讼途径维权，不仅增加了维权成本，更让调解协议沦为“一纸空文”。部分当事人正是基于对协议效力的不信任，在调解过程中便保留“不履行就起诉”的心态，为后续执行埋下隐患。

（二）机制层面：调解与执行衔接断层

调解与执行的衔接机制是保障协议落地的关键，但当前体系存在明显断层。首先，调解程序设计重“结果达成”轻“执行准备”。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往往聚焦于促成双方达成一致，却较少引导双方对履行细节（如支付方式、分期计划、违约责任）进行细化约定，也未主动提示当事人通过司法确认强化协议效力；其次，执行监督机制缺位。现有法律未明确调解机构对协议执行的监督职责，调解机构既无调查义务人财产状况的权限，也无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拖延履行行为只能进行口头督促，效果有限；最后，多元化解机制协同不足。医疗纠纷调解涉及卫生健康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法院等多个主体，但各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联动机制缺失，导致“调解不管执行、执行难寻支持”的局面。

（三）主体层面：当事人与调解员意识偏差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与契约精神不足，是执行难题的重要诱因。部分患者因医疗纠纷遭受身心伤害，对医疗机构存在强烈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