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读书笔记.docxVIP

《儒林外史》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读书笔记

——以“荒诞闹剧”撕开科举社会的虚伪与残酷

一、章节定位：从“个体逆袭”到“群体异化”，批判维度的全面拓展

第四回是《儒林外史》批判叙事的“升级章”——它跳出第三回周进、范进“个体逆袭”的单一视角，将镜头对准科举制度辐射下的“众生相”：范进守丧期的虚伪、张静斋的“打秋风”算计、严贡生的贪婪狡诈、汤知县的残暴媚上，共同构成一幅“科举社会全景图”。这一回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荐亡斋和尚吃官司”与“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两大闹剧，揭露科举制度不仅摧残文人精神，更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让“功利”“虚伪”“残暴”成为官场与民间的常态。

从全书叙事脉络看，第四回具有三重转折意义：其一，完成范进的“身份蜕变”——从第三回“喜极而疯的新科举人”变为“守丧期虚伪作秀的乡绅”，揭示“功名”并未让文人变得高尚，反而使其沦为“礼教的表演者”；其二，首次引入“乡绅与官僚”的互动（张静斋、范进见汤知县），暴露科举制度下“官绅勾结”的利益链条——乡绅借官僚抬高地位，官僚借乡绅巩固势力，二者共同压榨百姓；其三，塑造严贡生这一“科举制度孕育的恶绅”典型，为后续严监生、严贡生兄弟的贪婪故事埋下伏笔，同时通过“和尚吃官司”“回子闹县衙”等情节，展现制度对底层民众的压迫，让批判从“文人困境”延伸至“社会不公”。

此外，第四回还通过“礼教与私欲”的矛盾（范进居丧吃荤、汤知县禁宰耕牛却收牛肉），消解了科举制度“弘扬礼教”的伪装，暴露其“以礼教为工具，实则谋取私利”的本质。

二、人物形象：科举社会的“畸形群像”，各显虚伪与贪婪

第四回的人物不再是单一的“受害者”或“维护者”，而是呈现出“多面异化”的特质——范进的“虚伪”、张静斋的“功利”、严贡生的“贪婪”、汤知县的“残暴”，共同构成科举制度下的“畸形群像”。

（一）范进：从“可怜人”到“虚伪乡绅”，功名催生的道德滑坡

范进在第四回完成了“身份蜕变”，却也暴露了“精神堕落”——他不再是第三回那个“喜极而疯的可怜人”，而是沦为“科举礼教的表演者”，其形象核心是“守丧期的虚伪作秀”。

1.礼教与私欲的矛盾：居丧吃荤却故作清高

范进因母亲去世“遵制丁忧”，见汤知县时却上演了一出“杯箸闹剧”：知县先用“银镶杯箸”，他“退前缩后不举杯箸”；换“磁杯象箸”，仍“不肯举”；直到换“白竹箸”，才“方才罢了”。这番“守礼”表演看似虔诚，却在随后“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前一秒严守“居丧不用荤器”的礼教，后一秒便不顾“居丧不食荤”的规矩，暴露了他对礼教的“选择性遵守”：礼教只是他彰显“举人身分”的工具，而非真正的道德准则。

2.权势与亲情的失衡：重功名轻亲情

范进对母亲的丧事，更多是“面子工程”：请八众僧人念“梁皇忏”、摆三昼夜法事，看似“尽孝”，实则是为了在乡绅面前彰显“举人家的体面”；当和尚因被诬告而吃官司时，他“忍耐不得，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并非真心关心和尚，而是怕“荐亡斋出乱子”丢了自己的脸面；母亲去世刚过七七之期，他便急于与张静斋去高要县“打秋风”，甚至不顾“丁忧期间不应远行”的礼教，暴露了他对“功名权势”的渴望已远超对母亲的哀思。

（二）张静斋：“打秋风”的老手，官绅勾结的操盘者

张静斋是第四回“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核心行为是“借科举身份谋私利”，其形象可概括为“虚伪的乡绅”与“狡诈的投机者”。

1.打秋风：借探望之名，行谋利之实

张静斋提议与范进同去高要县，表面是“陪范进见老师汤知县”，实则是为了“秋风一二”——利用范进“新科举人”的身份和自己与汤知县的“世侄关系”，从县衙谋取利益。他在关帝庙与严贡生交谈时，刻意强调“与汤知县是世侄”，在汤知县面前又吹捧范进的文章，处处为“谋利”铺垫；当汤知县询问“断牛肉”之事时，他立刻献上“枷示牛肉”的毒计，并非为了“维护法纪”，而是为了讨好知县，为后续“打秋风”铺路。

2.虚伪与无知：篡改历史，附庸风雅

张静斋为了彰显自己“有学识”，竟篡改历史：向汤知县吹嘘“刘基是洪武三年进士，因收张士诚瓜子金被毒死”，实则刘基是元朝进士，从未有“中明进士、被毒死”之事。这种“无知却装博学”的行为，暴露了科举制度下“乡绅”的真实水平——他们虽有“功名身份”，却无真才实学，只能靠篡改历史、附庸风雅来维持“体面”；更讽刺的是，汤知县与范进竟“不由得不信”，可见当时官场与文人的知识贫瘠，进一步消解了科举制度“选拔真才”的伪装。

（三）严贡生：科举制度孕育的“恶绅”，贪婪与狡诈的化身

严贡生是第四回塑造的“新典型”——他虽有“贡生”身份，却毫无文人的道德底线，是科举制度下“以功名谋私利”的极端案例，其形象核心是“贪婪无度”与“虚伪狡诈”。

1.贪婪：巧取豪夺，欺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