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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平上的短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缺陷与完善路径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现状与核心价值审视

（一）立法演进与制度定位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但部分弱势群体因经济困难等因素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1994年1月，在讨论《律师法》草稿时，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建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随后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率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试点。1996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做出原则性规定，第一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同年5月15日，新颁布的《律师法》第6章对法律援助做出专章规定，进一步勾画了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两部法律的修订与颁布，为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确立了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主体地位，明确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程序等关键要素，构建起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操作规范和依据，推动法律援助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范围的规范化实施。此后，法律援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纷纷建立，法律援助覆盖面不断扩大，为众多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了无偿的法律服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对法律援助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2年，《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法律援助领域首部专门法律，首次以法律形式系统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法律援助法》进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形成“国家主导、司法行政统筹、社会协同”的制度框架，明确了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职责与权利，拓宽了法律援助的形式和范围，强化了保障和监督机制，使法律援助制度更加科学、完备，更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从制度定位来看，法律援助作为司法救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通过法律资源再分配，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旨在确保弱势群体不会因经济等因素而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能够平等地接近司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为经济困难或特定情形下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律师，保障其辩护权，使其能够在诉讼中充分陈述意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在民事和行政领域，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法律援助制度是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的标志性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法治建设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二）实践成效与社会需求矛盾

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年均办理案件超150万件，在刑事辩护领域，为众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专业的法律辩护，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进行；在民事代理方面，积极参与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处理，帮助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行政诉讼中，也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些法律援助案件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切实解决了大量弱势群体面临的法律难题。

在保障特殊群体权益方面，法律援助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农民工群体，积极开展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行动，帮助他们追讨被拖欠的工资，维护其劳动报酬权益；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法律援助服务，如上门咨询、手语翻译等，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关注老年人赡养问题，通过法律援助为老年人争取应有的赡养费用和生活照料，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加强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在婚姻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等案件中，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人身和财产权益。通过这些举措，法律援助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尽管取得了上述成绩，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仍面临着严峻的供需失衡问题。据相关统计，我国每年实际获得法律援助的群体不足需求总量的1/4，这意味着大部分有法律援助需求的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在地域分布上，法律援助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突出，偏远地区法律援助覆盖率不足30%，与城市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偏远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不便、法律资源匮乏等原因，法律援助机构和专业人员短缺，导致许多群众即使有法律援助需求，也难以获得相应服务。一些偏远山区的群众因路途遥远、信息不通畅，不知道如何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申请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