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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泄露追责标准及案例

引言：当隐私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去年冬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准确叫出我的名字，还能说出我刚在某电商平台浏览过的商品型号。挂完电话，我盯着手机通讯录里”未保存号码”的来电显示，后背微微发凉——这种”被透明”的感觉，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电信诈骗、骚扰电话等事件超千万起，个人信息早已从”隐私”异化为黑灰产链条上的”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个人信息泄露的追责标准，既是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兜底保护，更是对日益猖獗的信息侵权行为的有力震慑。

一、个人信息泄露追责的法律根基：从”分散保护”到”体系化规制”

要谈追责标准，首先得厘清法律依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散见于《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中，条文表述相对笼统。直到《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才构建起”以专门法为核心、多法协同”的保护体系。

（一）核心法律框架：三大基础性法律的协同作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法的”顶层设计”

这部法律首次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法律定义——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更关键的是，它确立了”最小必要”“知情同意”“公开透明”等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为判断”是否构成泄露”划定了红线。比如，某APP在用户注册时要求读取通讯录、定位等与服务无关的信息，就违反了”最小必要”原则，属于非法收集行为。

《民法典》：民事权益的”兜底保障”

《民法典》第1034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人格权编，明确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1165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个人信息泄露的民事追责提供了最基础的归责依据。

《网络安全法》：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

该法第41条至第45条重点规范了网络运营者的责任，要求其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若发生或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这为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平台泄露”场景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二）配套规则与司法解释：让”纸面条文”落地生根

除了基础性法律，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部门出台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操作标准。比如，明确”地图导航类APP”的必要信息仅限位置信息、出发地、目的地，若额外要求读取短信记录，就属于超范围收集。

二、追责标准的核心维度：从”侵权认定”到”责任划分”

明确了法律依据，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追责”的问题。个人信息泄露追责是一个”多要素叠加”的判断过程，需要综合考量侵权主体、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多个维度。

（一）侵权主体的认定：谁该为泄露”买单”？

个人信息泄露的场景复杂多样，可能涉及多方主体，常见的责任主体包括：

个人信息处理者：这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指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组织或个人。比如电商平台、银行、医院等机构，若因内部管理漏洞导致用户信息泄露，需承担直接责任。

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处理者可能将部分信息处理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如物流企业、数据清洗公司），若第三方因技术疏漏或恶意行为导致信息泄露，委托方和受托方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内部工作人员：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倒卖客户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某快递公司分拣员将客户姓名、电话、地址打包出售，这种情况下，员工个人需承担刑事责任，若公司未履行必要的监管义务（如未安装监控、未定期培训），也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承担民事责任。

（二）过错责任的划分：“故意”“过失”还是”无过错”？

根据《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泄露追责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特殊情况下适用”过错推定”。

故意侵权：指处理者明知行为会导致信息泄露仍为之，比如员工主动将客户信息卖给诈骗团伙，或者平台为降低成本故意不升级安全系统。这种情况下，侵权方不仅要赔偿损失，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过失侵权：处理者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导致信息泄露。例如某医院未对电子病历系统设置访问权限，导致清洁工误操作后信息被上传至公共网络。此时需判断处理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果按照行业标准，应当安装权限管理系统而未安装，就属于过失。

过错推定的特殊情形：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等场景中，若发生泄露，法律直接推定处理者存在过错，由其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比如商场未经同意用摄像头收集顾客人脸信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