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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际贸易税收制度探讨

引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开放程度最高、国际影响力最盛的王朝之一。从长安西市的胡商驼队到广州港的波斯商船，从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阵阵到海上香料之路的千帆竞发，唐代的国际贸易呈现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繁荣景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规范贸易秩序、保障财政收入、协调中外商民利益，成为统治者必须解决的课题。国际贸易税收制度作为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既是唐代开放政策的制度保障，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映射。本文通过梳理唐代国际贸易税收制度的形成背景、具体内容与历史影响，试图揭示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制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唐代国际贸易税收制度的形成背景

（一）政治基础：大一统王朝的治理需求

唐代自贞观之治后，逐步形成了“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的辽阔疆域。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华夷一家”的治国理念，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统治者为巩固边疆、怀柔远人，需要通过贸易税收调节中外交流的节奏；同时，随着国库开支的增加（如军费、皇室用度、公共工程），通过规范国际贸易税收扩大财政来源，成为必然选择。例如，唐高宗时期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既是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举措，也是系统化征收贸易税的制度起点。

（二）经济动力：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张

唐代前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如丝绸、瓷器、茶叶的规模化生产），为出口贸易提供了充足的商品基础；而西域的马匹、波斯的宝石、大食的香料等异域商品，也通过贸易满足了贵族与市民的消费需求。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年间“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每年抵达广州的番舶“多至四五千艘”。贸易规模的膨胀使得零散的“临时征课”无法满足管理需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税收制度成为必然。

（三）文化环境：多元包容的交流氛围

唐代统治者对胡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贸易”的宽松政策，长安、洛阳、扬州等城市形成了“胡商居住区”（如长安西市的“波斯邸”）。这种包容的文化环境既吸引了大量外商，也带来了管理挑战——如何在保障外商权益的同时维护国家税收？例如，大食商人阿布在《中国行记》中提到，唐代官府对胡商“不夺其利，唯收薄税”，这种“既开放又规范”的态度，推动了税收制度从“随意性”向“制度化”转变。

二、唐代国际贸易税收制度的核心内容

（一）税种体系：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

唐代国际贸易税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临时征课”到“固定税种”的发展过程。初唐时期，对胡商主要征收“互市税”，即对边境互市交易的商品按比例抽税；到盛唐时期，随着海上贸易崛起，逐渐形成“关税—市税—舶脚”三大核心税种。

关税：主要针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跨境贸易。唐代在边境设“关”（如玉门关、阳关），由“关令”负责查验货物并征收关税。据《唐六典·关市令》记载，关税税率约为“三十分抽一”，即3%左右。征税对象包括丝绸、茶叶等出口商品，以及马匹、皮毛等进口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关税具有“双向性”——不仅对入境商品征税，也对出境商品征税，体现了对贸易平衡的初步调控。

市税：针对境内贸易市场的交易税。无论是长安西市的“胡商邸店”，还是扬州“波斯庄”的货物买卖，均需缴纳市税。市税分为“入市税”（进入市场的许可费）和“交易税”（按交易额征收）。《唐会要》记载，玄宗时期“诸道州府市肆，交易之税，每贯税二十文”，即2%的税率。市税的征收主体是“市令”或“市丞”，由地方官府直接管理。

舶脚税：专门针对海上贸易的税种，是唐代最具特色的国际贸易税。随着广州、泉州等港口的兴起，玄宗时期正式设立“市舶使”，负责征收“舶脚”。据《新唐书·孔戣传》记载，“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即对靠港商船征收“下碇税”（类似现代的吨税）；同时，对船上货物按比例“抽解”（抽取实物税），通常为“十税其一”。例如，波斯商船运来的乳香、没药，需将10%的货物上缴官府，剩余部分方可交易。

（二）征收流程：从查验到入库的规范化管理

唐代国际贸易税收的征收流程严谨有序，体现了古代行政智慧。以广州港的海上贸易为例，其流程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申牒报验”。商船抵达港口后，需向市舶使提交“公验”（类似现代报关单），注明船籍、货物种类、数量等信息。市舶使派“阅货吏”登船查验，核对申报内容与实际货物是否一致。

第二步是“抽解舶脚”。查验无误后，首先征收舶脚税：先缴“下碇税”（货币税），再按10%的比例抽取优质货物作为实物税（如香料中的上品、珠宝中的精品）。这部分实物税直接送入“内库”，供皇室或官府使用。

第三步是“收市交易”。抽解后的剩余货物，由官府“收市”（优先采购部分商品），剩余部分方可进入民间市场交易。此时需缴纳市税，由“市令”派员在交易现场监督，按交易额的2%征收货币税。

第四步是“造册入库”。所有税收（货币与实物）需登记造册，注明税种、数量、纳税人信息，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