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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律例的体系演变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历经数千年发展，至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律例合编”模式。这一演变过程既延续了汉唐以来“礼法合一”的传统，又因社会结构变迁、统治需求调整而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若将明清律例体系比作一棵生长数百年的大树，明朝是根基深扎、枝桠初展的阶段，清朝则是枝叶繁茂、果实盈枝的时期。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从立法背景、体系构建、律例关系变迁等维度，揭开这一法律体系演变的全貌。

一、明朝：律例体系的奠基与初构

（一）《大明律》的诞生：从草创到定型的立法历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法律的重视程度远超历代帝王。他出身草莽，目睹元末“法度纵弛”导致的社会混乱，登基后便将“定法立制”视为治国首务。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唐律为蓝本，仅用两个月便完成《大明律令》的制定。这部法律包括令145条、律285条，虽显仓促，却为后续立法奠定了基础。

真正标志明朝基本法典成型的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的《大明律》。这部法律的修订历时30年，经历四次大调整：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详定大明律”，仿唐律分12篇，共606条；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因中央官制改为六部制，法律结构调整为“名例律”统摄“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至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将《钦定律诰》147条附于律后，最终形成“律为正文，诰为补充”的结构。这种“以部统律”的创新，打破了自《唐律疏议》以来12篇的传统，使法律与行政体系直接对应，更适应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

朱元璋对《大明律》的重视近乎“执念”。他曾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写道：“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为确保法律普及，他下令“每郡邑各颁行二部，令有司熟读”，甚至要求乡间设“申明亭”，定期宣讲律文。这种“法贵简当”“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贯穿了整个明朝前期。

（二）“例”的崛起：从临时补充到常法的演变

如果说《大明律》是明朝法律的“骨架”，“例”则是逐渐生长的“血肉”。“例”本指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判例或皇帝批准的单行法规，最初仅作为“一时权宜”用于补律之不足。洪武年间，朱元璋虽曾颁布《律诰》《大诰》等例，但明确要求“后世有言更定律者，以变乱祖制论”，此时例的地位有限。

明中期后，社会矛盾激化：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大量新问题，土地兼并、流民起义等现象频发，《大明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矛盾日益突出。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司法官员开始频繁引用“累朝见行条例”断案，例的数量激增。到弘治十三年（1500年），刑部尚书白昂等人奉诏整理历年条例，删繁就简，制定《问刑条例》297条，首次以“永为常法”的形式将例系统化。这标志着例从“临时补充”跃升为与律并行的“常法”。

此后，例的修订进入常态化：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重修《问刑条例》为376条，万历十三年（1585年）再修至382条，并正式将例附于律后，形成“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合编体例。这种变化背后，是统治阶层对“祖宗成法不可变”与“因时制宜”的平衡——既维护《大明律》的权威性，又通过例的灵活调整回应现实需求。

（三）明朝律例体系的特征与矛盾

明朝律例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律例并行”，但二者关系并非始终和谐。初期“以例辅律”，例是对律文的细化解释（如“白昼抢夺”律下附例明确“凶器抢夺”的量刑标准）；中期“以例补律”，例填补了律文未涉及的领域（如针对“盐法”“钱法”等经济犯罪的专门条例）；后期则出现“以例破律”的乱象——部分条例因皇帝特旨或权臣干预，与律文冲突。例如《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受财，计赃科断”，但嘉靖年间某条例却允许“边将犯赃，罪至死者准立功赎罪”，明显突破了律的原则。

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明朝中后期皇权强化与官僚体系腐败的交织。皇帝通过“钦定条例”直接干预司法，官僚则利用例的灵活性规避律的约束，导致法律适用混乱。晚明思想家丘濬曾批评：“例愈多而弊愈滋”，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

二、清朝：律例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一）从“参汉酌金”到“满汉一体”：立法思想的转变

清朝入关前，法律主要是满族传统习惯法，如“军政法令”“家法族规”，内容简单且带有部落色彩。1644年清军入关后，面对广袤的汉地社会，摄政王多尔衮意识到“明之律例，今亦可用”，遂下令“自后问刑，准依明律”。但这种“临时借用”无法满足统治需求，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启动立法，以明《问刑条例》为基础，结合满族习惯，于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这部法律虽被称为“清律之始”，实则是“明律的翻版”，甚至律文注释直接沿用明人观点，因此时人评价“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

康熙、雍正时期，立法思想逐渐从“依明旧制”转向“满汉融合”。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颁布《现行则例》，针对旗人特权、满汉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