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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农田制度研究

站在西安的农田里，随手翻开一抔土，或许就能触到战国时期的陶片。那些斑驳的纹路里，藏着中国农田制度最剧烈的一次变革——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井田制，到“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从“十千维耦”的集体耕作，到“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的个体经营。这场延续百余年的制度变迁，不仅重塑了战国的田野风貌，更埋下了秦汉大一统的经济基因。本文将沿着历史的田埂，梳理战国农田制度的演变脉络，触摸那个时代土地与农民的温度。

一、制度变革的时代背景：从“公田”到“私田”的裂变

要理解战国农田制度，必须回到春秋末年的田野现场。那时的土地还笼罩在“井田制”的阴影下——以“九夫为井”的方块田为基本单位，中间是“公田”，四周是“私田”。《孟子·滕文公上》描述得生动：“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农民先要集体耕完公田，才能打理自家私田。但到了春秋中后期，这种“先公后私”的模式逐渐失效。

1.1生产力跃变：铁器牛耕撕开的制度缺口

1950年代，河南辉县战国墓出土了58件铁农具，其中铁犁铧的刃部锋利如刃。这不是偶然发现——据统计，战国时期铁器出土范围已覆盖七国核心区域，铁犁、铁锄、铁镰取代了木石农具。更关键的是牛耕的推广。《论语》记载“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说明牛已从祭祀神坛走向田间。铁器牛耕让“深耕易耨”成为可能，过去需要十多人协作的耕作，现在一家一户就能完成。当农民发现自家私田用铁犁一天能翻的土，比在公田上磨洋工十天还多，谁还愿意在公田里“维莠骄骄”（《诗经·齐风·甫田》描述公田杂草丛生的景象）？

1.2人口压力：从“地广人稀”到“土狭民众”

春秋初期，中原大地还有大量“隙地”（未开垦的荒地）。《左传》记载郑国东迁时，“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需砍荒草才能定居。但到战国中期，情况急转。据学者估算，战国人口从初期的约2000万增至末期的3000万，黄河中下游出现“土地小狭，民人众”（《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魏国李悝计算“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说明百亩之田已成为农户生存底线。人口增长倒逼农民开垦更多“私田”——这些田不在官府登记，自然不用交公田税，却让井田制的“公田收入”越来越少。

1.3诸侯争霸：“富国强兵”的现实需求

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打仗拼的是粮食和兵源。鲁国在公元前594年推行“初税亩”，开始按实际田亩收税；秦国在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直接按粮食产量征税。这些改革的背后，是诸侯发现：与其守着日益荒芜的公田，不如承认私田合法性，从“按人征税”转向“按田征税”，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鼓励农民多垦田。正如商鞅在《商君书·算地》中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要让农民“尽力于地利”，必须给他们土地收益的保障。

二、战国农田制度的核心内容：从“共有”到“私有”的重构

如果说春秋是制度变革的“前奏曲”，战国则进入“主旋律”阶段。各国变法（魏李悝、楚吴起、秦商鞅）像一把把犁铧，彻底翻松了旧制度的土壤，催生了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个体小农为基础的新农田体系。

2.1土地所有制：从“王有”到“民有”的突破

井田制的本质是土地国有（王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战国中期后，这种格局被打破。秦国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决裂阡陌”，拆除井田的疆界（阡陌），允许土地自由开垦；二是“名田宅”，即承认土地可以私人占有并登记在户籍上（“名”即登记）。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载：“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说明农民“受田”后，需按实际占有的田亩缴纳刍稾（饲料），这从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权。赵国的“均地分力”、齐国的“相壤定籍”，本质都是承认私田合法。到战国末期，“民得买卖”土地已很普遍，《汉书·食货志》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正是这种趋势的总结。

2.2耕作方式：从“集体耦耕”到“家庭单作”的转型

《诗经》里“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集体耕作场景，在战国田野上越来越少见。铁器牛耕降低了耕作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而土地私有制让农民更愿意为自家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吕氏春秋·审分》描述得真切：“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集体耕作时，农民会藏着力气偷懒；分到自家田里，干得又快又卖力。这种转变带来了耕作技术的细化：深耕（“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施肥（“多粪肥田”）、轮作（“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成为普遍经验，《荀子·富国》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正是个体耕作提高效率的明证。

2.3田亩规划：从“随意散耕”到“标准定制”的统一

战国以前，各国田亩标准混乱。齐国“以百亩为夫”，秦国“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商鞅变法后），楚国“以二百五十步为亩”。这种差异严重影响赋税征收和土地管理。商鞅变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