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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贡赋体系与国家财政支柱

引言：从”文景之治”的米仓说起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的灵柩缓缓移入阳陵时，长安太仓的陈米已堆积如山，有些因年久未食甚至霉烂成泥。《史记·平准书》记载，这一盛况源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财政智慧——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正是汉代成熟的贡赋体系。这套延续四百年的财政制度，不仅是帝国运转的血液，更是理解秦汉”大一统”政治逻辑的关键密码。当我们翻开居延汉简上斑驳的”田租籍”，触摸里耶秦简中残留的”户赋册”，会发现那些枯燥的数字背后，是农民的汗水、官吏的算盘与帝国的心跳。

一、贡赋体系的构成：从”方物之贡”到”什一之赋”

汉代贡赋体系的核心可概括为”贡”“赋”二元结构，二者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构成财政收入的支柱。若将帝国财政比作一棵树，“贡”是深扎地方的根系，“赋”则是向上生长的枝干，二者共同支撑起帝国的财政大厦。

1.1“贡”：政治象征与经济补充的双重属性

“贡”的源头可追溯至《尚书·禹贡》中”任土作贡”的传统，即各郡国根据本地物产向中央进献方物。这种看似”土特产”的进献，实则蕴含深刻的政治意涵——它是地方对中央的臣服标识，更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具象化表达。

西汉初期，“贡”的种类已形成固定体系：关东诸郡多献丝帛（如齐地”三服官”的纨素）、江南进献橘柚、蜀地输送蜀锦、北边则贡马匹。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岁贡”为例，南海郡（今广州）需进献”龙眼、荔枝”，但因运输困难，东汉和帝时曾下诏”太官勿复受献”，可见贡物选择需兼顾地方特产与实际运输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贡”并非完全无偿。汉武帝时期推行”均输法”，大司农下属的均输官会将部分贡物在京师市场转卖，所得纳入国库。如《盐铁论·本议》载：“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这种市场化运作，既保留了”贡”的政治象征，又提升了经济效率。

1.2“赋”：支撑帝国运转的核心税基

相较于”贡”的象征意义，“赋”才是汉代财政的核心收入来源。《汉书·食货志》云：“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这里的”赋”最初特指军赋，后逐渐演变为涵盖人口税、财产税、代役税的综合体系。

1.2.1田租：土地税的”轻徭薄赋”实践

田租是对土地产出的直接征税，其税率变化最能体现汉代治国理念的调整。汉高祖初定天下时，因战争破坏推行”什五税一”（税率约6.67%）；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约3.33%）；景帝二年（前155年）正式定为”三十税一”，成为西汉定制。

这种低税率并非”藏富于民”的浪漫，而是基于现实考量的理性选择。《淮南子·主术训》计算：“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即五口之家种百亩地（汉亩约合今0.69亩），年产约400石粟。三十税一需缴纳约13.3石，剩余386.7石扣除口粮（按每人年食18石计，五口需90石）、种子（约10石），实际可支配约286.7石，基本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但田租的征收对象是”田”而非”人”，随着土地兼并加剧，东汉后期出现”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局面，许多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反而承受更重的剥削。这也为东汉后期的财政危机埋下伏笔。

1.2.2口赋与算赋：人头税的”全民覆盖”

如果说田租是”有产者之税”，口赋与算赋则是”全民之税”，其征收对象涵盖从儿童到老年的全体编户齐民。

算赋是对15-56岁成年人的征税，始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初为算赋”，最初为每人每年120钱（1算），文帝时减为40钱，武帝时因战争开支恢复为120钱，并对商人和奴婢加征（商人倍算，即240钱；奴婢由主人代纳，亦倍算）。口赋则是对7-14岁未成年人的征税，原规定每人每年20钱，武帝时提前至3岁起征，税额增至23钱（其中20钱入少府，3钱补车骑马），导致”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汉书·贡禹传》），元帝时才恢复7岁起征。

这种”人头税”的设计，本质是利用户籍制度强化对人口的控制。汉代实行”编户齐民”制度，每岁八月”案比”（户口调查），由乡啬夫持”算筹”逐户登记，“民年七至十四出口赋，十五至五十六出算赋”的规定被刻入《户律》，成为基层官吏的”工作手册”。居延汉简中一枚”户籍简”记载：“肩水候官令史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年廿八，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口口年廿七，子大男辅年三，子小男广宗年一，子小女女足年五。”通过这样的登记，官府能精准掌握每个家庭的应税额。

1.2.3更赋：代役税的”以钱代役”创新

汉代实行”更役”制度，成年男子需服三种徭役：更卒（每年在郡县服役1个月）、正卒（两年兵役）、戍卒（每年戍边3天）。但实际执行中，许多人无法亲自服役，于是产生了”更赋”——以钱代役的税收。

更赋的计算方式为：更卒代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