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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采矿环境破坏罪判决案例

引言：当山体的”伤疤”成为司法的”考题”

在我国西南某山区，曾经有一片被村民称为”绿色屏障”的丘陵地带——春天漫山杜鹃，夏天溪流清澈，秋天野果飘香，冬天薄雾缭绕。可几年前，随着几台挖掘机的轰鸣，这片宁静被彻底打破。村民们看着原本覆盖着灌木的山体被剥离，露出裸露的岩石；原本清可见底的山涧变得浑浊，鱼虾绝迹；更可怕的是，雨季时松动的土层多次引发小规模滑坡，威胁着山脚下的村落。直到某天，几辆执法车开进村里，带走了组织采矿的负责人，这场持续两年的”山体浩劫”才画上句号。

这起案件最终以非法采矿环境破坏罪宣判，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承担数百万元的生态修复费用。它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非法采矿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深层伤害，也折射出司法机关在环境治理中的创新实践。本文将以这起典型案例为切入点，从案件事实还原、法律适用解析、裁判思路剖解到社会启示总结，层层递进地呈现非法采矿环境破坏罪的司法实践全貌。

一、案件全貌：被挖掘机”啃食”的生态链

1.1非法采矿行为的”隐秘运作”

本案的核心行为人是张某（化名），曾从事建筑砂石生意。他发现当地山区的表层土壤下蕴藏着优质的建筑用砂，但申请采矿许可证需要经过严格的地质勘探、环境评估等程序，且需缴纳高额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为了”快速变现”，张某采取了”三不”策略：不申请采矿许可、不进行环境评估、不采取任何生态保护措施。

具体操作中，张某通过私下租赁村民山地（未告知用途），雇佣无资质的施工队，在夜间或雨天（规避巡查）使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直接剥离地表植被和土层，将砂石装入货车运至附近的建材市场销售。为了掩盖痕迹，他还安排人员在采矿点覆盖浮土，种植速生草，但这些”伪装”在雨季的冲刷下很快失效，裸露的矿坑逐渐扩大。

1.2环境损害的”连锁反应”

非法采矿行为持续两年间，造成的环境损害呈现”点-线-面”的扩散特征：

地表破坏：累计破坏林地、草地面积约150亩，原有植被全部死亡，土壤层被剥离厚度达1-3米，丧失农业和林业利用价值；

水土污染：采矿产生的泥沙随雨水流入下游河道，导致5公里内的河床抬高30-50厘米，水质从Ⅱ类恶化至Ⅴ类（丧失饮用、渔业功能）；

地质隐患：采矿区域因土层缺失，引发3处小型滑坡，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威胁到山脚下20余户村民的住房安全；

生物多样性锐减：经生态环境部门评估，该区域原有的12种野生鸟类、8种两栖动物消失，3种本地植物濒临灭绝。

村民老李回忆：“以前夏天晚上，山涧里全是青蛙叫，现在连虫子都少见。有次我家的牛喝了溪水，第二天就拉肚子，兽医说水里重金属超标。”这些直观的生活变化，成为后续案件中关键的证人证言。

1.3案发与侦查：从村民举报到证据固定

案件的突破口是村民的集体上访。某暴雨过后，采矿点的滑坡差点砸中一户村民的房屋，愤怒的村民联名向自然资源部门和环保部门举报。执法人员现场勘查时发现：采矿点有明显的机械作业痕迹，地面散落大量砂石；周边河道淤泥中检测出与矿点一致的矿物成分；通过调取附近道路监控，锁定了17辆运砂货车，追踪到张某的建材销售记录。

为了固定环境损害证据，办案机关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三项关键鉴定：

①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通过测量矿坑体积、抽样检测砂石密度，结合当地市场价格，认定非法开采的砂石价值达420万元；

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评估，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土壤和水质需投入修复费用380万元；

③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确认采矿行为与滑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未来5年内该区域发生中型滑坡的概率提升40%。

二、法律适用：从”破坏资源”到”损害环境”的罪名升级

2.1非法采矿罪的”基础框架”

本案的核心罪名是《刑法》第343条规定的非法采矿罪。根据该条款，“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或者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张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情形。更关键的是，《解释》第3条明确将”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之一，第4条则将”造成生态环境特别严重损害”列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这为本案从”资源犯罪”向”环境犯罪”的定性提供了依据。

2.2环境损害责任的”双重追究”

与传统资源犯罪不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时追究了刑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这源于《民法典》第1234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