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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成与功》阅读习题及答案

人们常将“成”与“功”混为一谈，仿佛“成”是突然砸落的果实，“功”不过是轻描淡写的注脚。但真正凝视那些被称为“成功”的时刻会发现：“成”是水面上跃起的浪花，“功”是水下奔涌的暗河；“成”是枝头绽放的花，“功”是地下盘结的根。二者的关系，恰似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游客惊叹于飞天衣袂间流转的色彩，却鲜少追问画工在幽暗洞窟里，用土红、石青、蛤粉调胶，一笔一画描摹三百年的耐心。

二〇二三年冬天，量子计算实验室的灯又亮到凌晨三点。陈默盯着屏幕上跳动的量子比特序列，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咖啡杯沿。这是他加入团队的第七个年头。七年前，导师在组会上说：“我们要做的，是让量子计算机从‘玩具’变成‘工具’。”那时的实验室像个大型手工作坊：制冷机的嗡鸣里，博士生举着放大镜调试线路；示波器的荧光中，博士后用镊子夹起比头发丝还细的量子芯片。失败是日常——冷却系统突然停机，量子比特相干时间暴跌；好不容易稳定的纠缠态，因一粒灰尘的干扰瞬间坍缩。有人离开，说“这行十年内出不了成果”；陈默留下了，他把每次失败的数据做成可视化图表，贴满实验室的白墙。那些红蓝交织的曲线，起初像被风吹乱的毛线团，后来逐渐显露出规律：当制冷温度降至0.01开尔文时，比特寿命延长0.3微秒；更换某种超导材料后，错误率下降2%。二〇二四年深秋，团队终于实现200个量子比特的稳定纠缠。庆功宴上，导师举着香槟说：“今天的‘成’，是七千次调试、两万份实验记录、三吨重的失败芯片堆出来的‘功’。”

云南大理的扎染坊里，白族姑娘阿月正弯腰整理刚出缸的蓝布。她的手指被靛蓝染得发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染料。十二岁那年，阿月跟着奶奶学扎染。奶奶说：“扎染的魂在‘扎’，布怎么折、线怎么绑、结怎么打，全凭手底下的功夫。”那时的阿月觉得奶奶啰嗦：不就是把布捆起来染吗？直到十六岁，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百结花”纹样——解开线头时，布面本该绽放的三十六个花瓣，有七个因捆扎不紧晕成了模糊的蓝团。奶奶摸着那片混沌的蓝说：“你看，布是有脾气的。你不用心‘功’它，它就不用心‘成’你。”此后五年，阿月每天天不亮就到染坊，在青石板上练习捆扎：用棉线捆核桃大小的布团，要求每圈线间距精确到毫米；用竹针挑出细如发丝的布缕，保证染色后能形成清晰的纹路。她记了六本笔记，画满不同纹样的捆扎示意图；染坏了三百匹布，堆在院子里像座靛蓝色的小山。二〇二四年，阿月的扎染作品“星垂洱海”获得国家级非遗创新奖。颁奖词里写：“那些流动的蓝，是一万八千次捆扎、三千六百小时浸泡、一千零八十遍漂洗的结晶。”

数学界有个术语叫“蛰伏期”，指数学家为解决一个猜想，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终生与孤独和挫败为伴。二〇二〇年，青年数学家林深决定挑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这个被希尔伯特列为第八问题一部分的猜想，自提出以来困扰了学界百年。林深的办公室里，一面墙是密密麻麻的公式推导，另一面墙贴满失败的论文预印本。他每天早晨七点到办公室，先花两小时整理前一天的思路——这是他从导师那里学来的“笨办法”：把混乱的思考转化为文字，错误会自己跳出来。第一年，他尝试用模形式理论构建框架，推导到第127页时卡壳；第二年，转向解析数论中的密度方法，计算到黎曼ζ函数的高阶导数时，发现假设条件不成立；第三年，他突然意识到可能需要结合算术几何，于是重新啃读格罗滕迪克的著作，做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二〇二四年春天，当林深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个等式时，办公室的挂钟指向凌晨一点。这个被他反复打磨了四千多个日夜的证明，最终发表在《数学年刊》上。有记者问他：“你怎么确定自己能成功？”他笑：“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每多算一页纸，离答案就近一寸。”

这些故事里的“成”或许各有不同：是量子计算机的突破，是扎染纹样的绽放，是数学猜想的证明；但它们的“功”却如此相似——不是突发的灵感，不是侥幸的机遇，而是把“重复”熬成“深耕”，将“坚持”淬成“韧性”。就像敦煌的画工，在幽暗的洞窟里，用狼毫笔蘸着矿物颜料，一笔一笔勾勒飞天的飘带。他们知道，今天多染一层石青，明天的飞天就多一分灵动；这个月修好一处剥落，明年的壁画就多一分完整。所谓“功”，不过是“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把重复的事做出新意”的笨功夫；所谓“成”，不过是“功”在时间里自然结出的果。

现代社会总爱渲染“一夜成名”的神话，却刻意模糊了神话背后的“万夜积累”。我们羡慕短视频里的“爆款博主”，却看不见他们为一条一分钟的视频拍了三十版；我们惊叹企业家的“商业奇迹”，却忽略了他们为一个决策熬白的头发。就像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揭示的“一万小时定律”：所谓天才，不过是在某个领域持续投入了足够多的“功”。那些看起来“轻而易举”的成功，不过是“功”积累到临界点后的自然爆发。

有人会问：如果“功”做了，“成”却没来怎么办？二〇二三年，陈默的团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