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原没签合同.docVIP

牧原没签合同

2024年3月，河南省内乡县鸿福农牧有限公司与牧原股份子公司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签订《生猪购销合同》，约定购买152头怀孕母猪，总价78.98万元。这份看似普通的商业合同，在一个月后引爆了一场涉及近700万元索赔的法律纠纷，也让生猪养殖行业的合同管理漏洞与疫病防控责任边界问题浮出水面。

合同签订后，鸿福农牧法定代表人常先云于4月3日支付75.68万元货款，卧龙牧原分两批交付149头种猪。交付前，牧原方面按程序进行非洲猪瘟、蓝耳病等五项疫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并取得南阳市卧龙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但事与愿违，4月15日起，鸿福农牧场区内的母猪开始出现大面积流产、死胎现象，至6月初，包括案涉149头母猪在内，共计225头母猪及3340头保育仔猪全部死亡。鸿福农牧认为，牧原交付的种猪携带病毒是导致疫情的直接原因，遂以交付未经检疫的带病种猪为由提起诉讼，索赔686.746万元。

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围绕三个核心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首先是病毒来源问题，牧原方面提交的检测报告显示，4月3日鸿福农牧场区原有生猪样本已检测出蓝耳病毒阳性，早于种猪交付时间；而鸿福农牧主张该样本实为3月从邓州牧原购买的仔猪，但未能提供采样记录佐证。其次是检疫程序争议，南阳市卧龙区农业农村局出具的说明明确案涉生猪检疫合格，临床检查无蓝耳病症状，这与鸿福农牧未经检疫的指控形成直接对抗。最后是损失认定分歧，内乡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无害化处理记录显示，鸿福农牧4-7月仅处理15头能繁母猪，且同期仍对外销售3579头商品猪，与其主张的全群死亡存在明显矛盾。

2025年5月，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鸿福农牧全部诉讼请求。法院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牧原存在违约行为：其一，案涉生猪经官方检疫合格，售前检测结果真实有效；其二，鸿福农牧场区在接收种猪前已存在病毒污染；其三，索赔金额所依据的死亡数量与实际销售、无害化处理记录严重不符。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特别强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牧原存在混群销售带病猪或隐瞒免疫信息等指控，这为后续类似案件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参考。

这场合同纠纷折射出生猪养殖行业长期存在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在疫病防控层面，蓝耳病等病毒性传染病的潜伏期特性，使得病毒溯源成为技术难题。牧原股份虽在庭审中强调其12小时全流程检测体系，但行业普遍存在的检测窗口期问题，仍让交易双方难以完全规避风险。据农业农村部2024年数据，全国生猪调运引发的疫病纠纷中，仅32%能通过检测报告明确责任归属，其余均因证据不足导致纠纷升级。

合同管理缺陷则成为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尽管案涉合同明确约定了检疫标准与风险承担条款，但未就病毒潜伏期责任划分批次检测覆盖率等细节作出补充约定。这种粗放式的合同文本，在行业周期性波动中更显脆弱。2024年生猪价格处于周期上行阶段，部分养殖场为抢补产能，存在先收货后补检的违规操作，进一步放大了合同履行风险。

纠纷背后更值得警惕的是成本竞争压力下的行业生态扭曲。牧原股份2025年半年报显示，其养殖完全成本已降至11.8元/公斤，较2024年初下降1.3元/公斤。这种极致的成本控制虽带来105亿元的半年净利润，但也引发市场对其疫病防控投入的质疑。数据显示，2024年牧原股份防疫费用占营收比例为2.1%，低于温氏股份的3.5%和行业平均的2.8%。当成本压缩触及生物安全底线时，单个合同纠纷便可能演变为系统性信任危机。

案件判决后产生的行业影响正在持续发酵。一方面，牧原股份股价在判决公告次日上涨1.2%，市场将其视为成本优势的再次验证；另一方面，河南、山东等地的养殖协会已开始推动《生猪购销合同示范文本》修订，新增病毒追溯期第三方检测机构名录等条款。更深远的变化在于，农业农村部于2025年6月启动的智慧动监系统升级工程，明确要求生猪交易需上传完整的检疫电子档案，这正是对类似合同纠纷中证据链缺失问题的直接回应。

对于中小养殖户而言，案件启示尤为深刻。鸿福农牧在诉讼中暴露出的重价格轻条款重交付轻检测等问题，在行业内具有普遍性。法律界人士建议，养殖户在签订购销合同时，应特别注意三个关键点：一是明确约定检测机构资质，优先选择农业农村部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二是增设隔离观察期条款，预留15-21天的病毒观察窗口；三是建立损失认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避免事后争议。

牧原股份在案件胜诉后，并未简单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管理疏漏，而是启动了合同合规提升计划。该计划包括三项核心措施：对现有合同文本进行全面梳理，补充疫病防控相关的23项细则；建立客户养殖档案共享系统，实现养殖环境数据的双向透明；设立5000万元的生物安全互助基金，用于疫情发生时的快速检测与损失分摊。这种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建设的转变，或许比单纯的诉讼胜利更具行业价值。

在生猪产业现代化转型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