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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常平仓制度与灾荒应对

引言

翻开泛黄的汉代简牍，“灾异”二字频频跳入眼帘。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来看，两汉400余年间，水、旱、蝗、疫等灾害发生频率之高、影响之广，远超今人想象。当黄河在元光三年（前132年）决口改道，淹没16郡时；当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大旱，“人相食”的惨状蔓延至函谷关时；当东汉永初元年（107年）三辅地区蝗灾过后，“草木尽，牛马相啖毛”的场景出现时，普通百姓的生存防线往往脆弱如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粮食储备制度——常平仓，在汉代从构想走向实践，成为封建王朝应对灾荒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是粮食管理技术的进步，更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制度性落地，其兴衰历程折射出帝国治理能力的起伏，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救灾经验。

一、常平仓制度的历史溯源与理论基础

1.1先秦时期的储备思想萌芽

常平仓并非汉代突然出现的制度创新，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的”委积”制度。《周礼·地官》记载：“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守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这里的”委积”是官方设立的公共粮仓，功能已涵盖灾荒救济、养老抚孤等多个方面。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轻重之术”，提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主张国家通过调节粮食供需稳定粮价。战国时李悝在魏国实行”平籴法”，明确”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规定丰年由政府按比例收购余粮，灾年平价出售，“取有余以补不足”。这些思想如同种子，在汉代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1.2汉代社会需求的直接推动

西汉建立初期，经过秦末战乱和楚汉相争，社会经济极度凋敝。《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种情况下，高祖至文景时期主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但对粮食储备体系的建设尚未形成系统。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因连年征战、水利工程等开支剧增，同时频繁的自然灾害（据统计武帝在位54年，有28年发生灾害）迫使统治者必须建立更稳定的救灾机制。元狩四年（前119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民多饥乏”，武帝虽”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但地方仓储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这种现实压力，促使朝廷开始思考建立常态化的粮食储备制度。

1.3耿寿昌的关键贡献与制度定型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正式向朝廷提出设立常平仓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这里耿寿昌首先考虑的是减少漕运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建议：“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一建议很快被宣帝采纳，常平仓制度由此正式确立。与前代的”委积”“平籴”相比，汉代常平仓的创新在于：一是覆盖范围从局部扩展到”边郡”（后推广至全国）；二是运作机制更明确，“贱籴贵粜”成为核心原则；三是管理主体从地方自治转向中央与地方协同，大司农系统直接参与监督。

二、常平仓的运作机制与管理体系

2.1粮食来源的多元渠道

常平仓的粮食储备并非仅靠政府财政购买，而是形成了多元的来源体系。首先是”岁籴”，即每年秋收后，地方官府根据当年粮食产量和市场粮价，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民余粮。《居延汉简》中记载了张掖郡的购粮记录：“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车一两，输甲沟候官，始元二年十一月己卯，将粟卒张某。”可见收购过程有严格的计量和登记。其次是”调运”，中央会从漕粮或其他官仓调粮补充常平仓，尤其是边郡地区，常因粮食产量不足需要内地支援。例如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朝廷”转旁郡钱谷以相救”，部分粮食即来自常平仓的跨区域调配。第三是”捐纳”，允许富户以粮食捐官或抵罪，《汉书·食货志》载：“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这些捐纳的粮食一部分会纳入常平仓储备。

2.2仓储管理的严格规范

汉代对常平仓的管理有着近乎严苛的规定。从仓储选址看，要求”高燥之地”，避免潮湿霉变；仓房建筑”墙厚三尺，柱高一丈”，确保坚固耐用。《睡虎地秦简·仓律》虽为秦制，但汉代多有继承，其中规定：“入禾仓，万石一积，辄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即粮食入仓需按万石为单位封存，由县令、县丞、仓吏共同验印。日常管理中，仓吏需每日记录粮食出入情况，每月上报县府，每季度由郡都尉派专人核查。居延汉简中还发现了”仓课”文书，记录某仓某月”出粟小石十五石，入粟大石二十石”，并标注”见在粟大石一百廿石”，可见账目之细致。对于粮食损耗，规定”禾、刍稿积廥，有赢不备，令其故吏与新吏杂先索出之”，即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