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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2025届高中毕业班第四次教学质量检测试卷·历史参考答案、提示及评分细则

1.D考查中华文明的起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这些考古发现均体现了当时社会组织化、资源调配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如水利工程(良渚)需统筹人力、资源与工程技术，观象台(陶寺)服务于农业历法，属公共职能，宫城规划(二里头)体现了行政与空间管理能力，故D项正确。材料仅提及不同区域文明特征，缺少证明南北文化互动或融合的直接证据，更未指向“国家统一”,故排除A项；良渚刻符、陶寺符号、二里头符号均非成熟文字，且礼制形成依赖考古实物(如玉器、青铜器),而非文字推动，故排除B项；虽然玉琮、观象台、青铜礼器等体现出一定的神权色彩，但水利系统、宫城规划等直接反映了公共事务管理情况，且社会秩序需多维支撑，“主导”一词片面化，故排除C项。

2.B考查汉朝社会经济。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汉朝律法严禁“强质”行为，并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能够避免因强行抵押借贷引发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故B项正确。汉朝虽然存在契约实践，但材料中的规定侧重于禁止“强质”行为，而非普遍推广契约精神，故排除A项；虽然禁止“强质”在客观上保障了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国家统治根基的稳定，故排除C项；汉朝并无近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当时发行高利贷者多为地方豪强，故排除D项。

3.B考查唐朝政治。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此前外朝与内廷(如皇帝与宰相)通过三省流程形成协作，而内枢密使的设立使二者从“协作”变为“对立”(北司代表皇权直属的内廷，南衙代表外朝官僚体系);内枢密使成为皇权延伸的工具，形成“内廷决策一外朝执行”的二元结构，外朝从“协同决策”变为“承命执行”,其制约功能被架空，皇权得以进一步加强，故B项正确。内廷(北司)与外朝(南衙)权责重叠，导致政令多门。如德宗朝需同时处理“堂状”(外朝奏章)与“密白”(内廷文书),易引发推诿，这一举措并不一定有利于提高中枢决策效率，故排除A项；材料反映的是中枢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意在强化皇权专制，与藩镇无关，故排除C项；北司(宦官)的权力完全依赖皇帝信任，唐后期皇帝常通过外朝(如宰相)制衡宦官(如唐文宗“甘露之变”试图诛杀宦官),二者关系是动态博弈而非“固化”,D项混淆了“内廷依附皇权”与“外朝独立运作”的本质差异，忽视了皇权对北司的主导性，故排除。

4.C考查辽金夏的统治策略。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辽朝统治者自称黄帝后裔，即积极融入华夏谱系；西夏“圣文”模仿汉字，彰显其文化独立性同时暗含正统性；金朝尊孔、自称“中国”,即继承儒家道统，争夺中原正统地位；三个政权均实施科举、设立国子监，即以中原制度强化统治合法性。由此可知，辽、金、夏三个政权均通过文化符号与制度设计，积极构建“华夏正统”身份，巩固政治权威，故C项正确。“封建化”侧重社会形态转型(如从部落制到中央集权),但材料中以黄帝正统自称、尊孔、自称“中国”等行为，本质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合法性构建，而非单纯推动封建化，故排除A项；辽、西夏、金与宋并立甚至敌对，其自称“中国”、黄帝正统等行为，意在强调自身政权的正统性，而非寻求宋朝认可，故排除B项；材料中辽、西夏、金的行为更多是单向吸收中原文化并加以改造(如西夏文字形似汉字),而非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故排除D项。

5.A考查明朝的文化与经济。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董其昌将个人名望(文化资本)转化为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代笔量产画作，利用“题款、用章”完成品牌认证，本质是将文化符号资本化，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即文化资源的商业化趋势，故A项正确。“无序化”强调市场规则缺失(如真伪难辨、价格混乱),但材料核心是代笔生产机制的形成，而非市场失控。即使存在“真赝混行”现象，也是商业化运作的副产品，而非其本质，故排除B项；代笔确属分工，但材料中的分工是个体名士作坊内的协作(董其昌团队),而非社会化的产业分工(如画院、行会)。且分工服务于资本化目的，C项仅描述表象，未触及本质，故排除；材料未提及不同风格或审美的并存，代笔作品仍以“董其昌风格”统一包装，本质是单一品牌扩张，与多元化无关，故排除D项。

6.B考查晚清经济。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通过殖民扩张形成“中心—边缘”体系：中心国输出工业品，边缘国提供原料和市场。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西方原料产地(茶叶、生丝)和商品倾销地(棉纺织品、煤油),贸易逆差的出现和加剧正是源于晚清经济在世界市场中依附性地位的加深，故B项正确。列强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