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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军功爵制与征兵政策

引言

站在西安城墙的夯土遗址前，指尖触碰那些历经两千年风雨的土块，恍惚能听见大秦军团的金戈铁马声；蹲在徐州汉墓的画像石前，看那持戟执弩的士兵浮雕，又仿佛能触摸到汉军戍边的热血温度。秦汉两朝，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开端，其军事制度不仅是维系帝国运转的核心支柱，更是撬动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杠杆。其中，军功爵制与征兵政策如同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构建起从兵源输送到激励奖惩的完整军事体系。这两套制度如何从草创走向成熟？又怎样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普通士兵的命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慢慢揭开它们的面纱。

一、军功爵制：从”斩一首爵一级”到”爵轻而民重”的演变

1.1秦代军功爵制的核心逻辑与社会效能

若要理解秦代军功爵制，绕不开商鞅变法时那句振聋发聩的”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套脱胎于战国争霸需求的制度，本质是将战争成果与个人社会地位直接绑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功KPI考核”。

根据《商君书·境内》记载，秦代军功爵共分二十等，最低一级”公士”，最高一级”彻侯”（后避汉武帝讳改称”通侯”）。其核心规则简单直白：士兵在战场上斩杀敌军甲士（军官或精锐士兵）一颗首级，即可获得”公士”爵位；每多斩一级，爵位递升。这种”斩首授爵”的量化标准，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世卿世禄”的贵族垄断，让底层平民看到了”逆袭”的可能——一个农夫的儿子，只要在战场上足够勇猛，就能一步步获得田宅、奴婢，甚至跻身贵族行列。

这种激励机制的社会效能堪称惊人。史载秦军”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初见秦》），被山东六国称为”虎狼之师”。更重要的是，军功爵制重构了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爵位不仅是荣誉，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资本”——一级公士可授田1顷（约合今50亩）、宅1宅（约合今30平方步）；四级”不更”可免除更卒徭役；八级”公乘”出行可坐车；十级”左庶长”已有属吏。甚至连犯罪减刑都与爵位挂钩，《秦律·游士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即可用两级爵位赎免父母的奴隶身份。

1.2汉初的继承与调整：从”复故爵田宅”到”轻爵重赏”

秦末战乱中，军功爵制一度陷入混乱。刘邦入咸阳后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宣布恢复百姓原有爵位和田产，这既是稳定人心的权宜之计，也标志着汉初对秦制的初步继承。但随着帝国稳定，刘邦集团很快发现：秦制虽好，却不能完全照搬——秦末因爵制过滥导致”爵轻而民贱”的教训犹在眼前。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的”高帝五年诏”是汉初爵制调整的关键文件。诏书明确：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军吏卒”，按军功高低授予爵位，七大夫（第七级）以上”皆令食邑”，即享受封地租税；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免除本人及全家徭役。这种”高爵重赏、低爵免役”的策略，既保证了核心军功集团的利益，又避免了爵位过度贬值。文景时期，随着休养生息政策推行，军功爵的获取渠道从单纯战场扩展到”入粟拜爵”（晁错建议），即百姓向边境输粮可换爵位，这一调整既解决了边储问题，也让爵制开始与经济能力挂钩。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频繁的对外战争让爵制再次面临考验。为激励更多人从军，朝廷增设”武功爵”（共十一等），规定”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史记·平准书》），即每级武功爵售价十七万钱，总价值三十万金。这种”卖爵筹饷”的做法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却导致爵位数量激增。《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吏道益杂，多不选而多奸利”，很多人通过买爵获得免役特权，反而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到了西汉中后期，“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史记·平准书》），爵位的含金量已大不如前。

1.3东汉的式微：从”爵以功授”到”爵为虚器”

东汉建立后，军功爵制进一步虚化。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爵轻而法疏”的弊端，虽保留二十等爵制框架，但实际授予变得极为谨慎。《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十三年（37年）平定公孙述后，仅对”诸将”赐爵，普通士兵多以钱帛奖赏代替爵位。这种变化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随着豪族势力崛起，军功不再是阶层上升的主要途径，土地和宗族势力成为更重要的社会资本。

到了东汉中后期，爵位甚至沦为皇帝”恩赏”的工具。每逢改元、立后、灾异等事件，皇帝常下诏”赐民爵一级”“赐三老、孝悌、力田爵二级”，这种”普惠式”赐爵让爵位彻底失去了激励意义。正如王符在《潜夫论·论荣》中所言：“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无德而贵者，不如虽贱而贵者。”军功爵制的式微，本质上是帝国从”军事扩张型”向”社会稳定型”转变的缩影。

二、征兵政策：从”全民皆兵”到”募兵为主”的转型

2.1秦代的普遍征兵制：“傅籍”与”更卒、正卒、戍卒”之役

秦代的兵源基础是”普遍征兵制”，其核心是”傅籍”制度。所谓”傅籍”，即男子到法定年龄需在官府登记，开始承担兵役和徭役。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