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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常平仓与物价稳定政策

引言

当我们翻开《宋史·食货志》，“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古训跃然纸上。在那个以农为本的时代，粮食价格的波动不仅关乎黎民百姓的温饱，更直接影响着王朝的稳定。宋代作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城市繁荣、人口激增，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平仓制度从历史的褶皱中走出，成为两宋三百年间调节粮价、保障民生的核心政策工具。它像一根隐形的纽带，将朝廷的调控之手与民间的烟火气息紧密相连——丰收时，它是农民手中的”保护价”；灾荒时，它是百姓头顶的”保护伞”；平日里，它是市场波动的”稳定器”。今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走进宋代常平仓的运作现场，感受古人在物价调控上的智慧与局限。

一、常平仓的历史渊源与宋代的制度奠基

1.1从”平籴法”到”常平仓”：古代物价调控的思想溯源

常平仓并非宋代独创，其思想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平籴法”，提出”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熟）“，主张在丰收年份由政府以合理价格收购余粮，灾荒年份再低价卖出，以此平衡粮价。这一理念被汉代继承发展，耿寿昌于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奏请在边郡设常平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常平”之名由此而来。此后，常平仓制度虽因战乱时有废弛，但”调节供需、稳定物价”的核心逻辑始终未变。

1.2宋代常平仓的制度奠基：从草创到完善

宋代常平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太祖、太宗时期是草创阶段。宋太祖建隆年间（960-963年），朝廷开始在部分州郡试点设置常平仓，但规模小、管理松散。到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因京畿地区粮价暴涨，宋太宗”令以常平米贱粜”，这是宋代常平仓首次大规模参与物价调控。

真宗时期是制度成型阶段。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下诏”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要求每州按人口规模储备粮食（大州万石，小州五千石），并规定”岁歉，减价出粜；岁丰，增价收籴”，至此常平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

仁宗至神宗时期是深化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繁荣，常平仓的功能从单纯的粮食储备扩展到与”青苗法”“市易法”等政策协同运作。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期间，虽一度将常平仓钱粮挪作青苗钱贷放，但客观上推动了常平仓管理体系的精细化——比如明确了”以本州夏秋税赋为籴本”“按州县户口定仓储定额”等具体规则。

二、宋代常平仓的运作机制：从收粮到放粮的全流程管理

2.1仓储体系：星罗棋布的”民生堡垒”

宋代常平仓的设置遵循”便民”原则，州治所在设主要仓廒，重要县城设分仓，部分交通便利的镇市也有小型仓储点。以江南西路为例，真宗时期该路13州68县共设常平仓81处，平均每县1.2处，基本覆盖了粮食流通的关键节点。仓廒的建造十分讲究，要求”高燥向阳，墙厚顶坚”，有的仓房还配备了通风隔板和防潮地台，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杭州常平仓”每廒可储粮三千石，下铺松木板，上覆草席，三年一换”，这种设计有效减少了粮食霉变损耗。

2.2粮食来源：多元渠道保障”仓廪实”

常平仓的粮源主要有三：其一是”官籴”，即政府用财政资金在丰收时收购。宋廷规定，每年秋收后，各路转运司要统计本地区粮价，若”米斗百钱以下”（正常年景价格），则由常平仓以每斗120-150钱的价格收购（高于市价20%-50%），既保证农民有利可图，又避免过度抬升粮价。其二是”税粮拨充”，部分地区会从夏秋两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粮食直接纳入常平仓，如福建路曾规定”每石税粮拨十分之一入常平”。其三是”社会捐赠”，遇到特大丰收或地方士绅捐粮，朝廷会给予”免役”“赐匾”等奖励，鼓励民间参与。例如，哲宗元祐年间，苏州富商张某捐粮五千石入常平仓，被朝廷授予”义民”称号，其家族三代免服差役。

2.3出粜规则：精准调控的”民生温度计”

常平仓的放粮绝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严格的时间、价格和对象规定：

时间上，主要集中在”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和”灾荒突发”的夏秋之际。《庆元条法事类》明确要求：“常平仓粜米，自二月一日至五月终，遇价贵即出粜；若灾伤，不拘时月”。

价格上，实行”阶梯定价”。正常年景，常平仓粜价低于市价20%-30%；若遇中等灾荒（如局部干旱），粜价降至市价的一半；特大灾荒（如全境洪涝），则”以成本价出粜”甚至”无偿赈济”。例如，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两浙路大旱，米价从每斗80钱暴涨至300钱，杭州常平仓以每斗100钱出粜，“一日之间，城门内外排起三里长队，老幼相扶，终无哄抢”。

对象上，优先保障”下户”（贫农）和”客户”（无地佃农）。为防止富户囤积，规定”每户粜米不得过石（约120斤）“，并要求”里正、保长具名担保，不得欺隐”。有的地方还创新了”凭证制度”，如湖州发放”平粜券”，凭券可按低价购粮，有效杜绝了投机。

2.4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的”责任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