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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八股取士与思想控制

引言

若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比作一条奔涌千年的长河，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段——它既延续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又以严苛的形式与内容限制，将科举从选拔人才的通道，悄然转化为思想控制的工具。当我们翻开《明史·选举志》中”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的记载，或是读到清代士人”墨卷万篇，雷同相袭”的感叹，不难发现：八股取士绝非简单的考试形式革新，而是统治者精心设计的思想规训体系。它如同一张细密的网，既网住了读书人的功名之路，更网住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脉络。

一、八股取士的形成：从考试形式到思想控制的制度嬗变

1.1明初的制度奠基：朱元璋与刘基的”变其法”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在《科举诏》中宣称”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但此时的科举仍保留着元代”经义策论”的影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当朱元璋与刘基共同修订《科举成式》时，“八股文”的雏形开始显现。所谓”八股”，原指文章结构需包含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每部分字数、对仗皆有严格要求。这种形式设计绝非偶然——朱元璋出身草莽，深恐士人”放言高论”危及统治，刘基作为元明之际的儒臣，亦深知”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两人合力打造的，是一套”以形式限内容，以程式束思想”的考试体系。

1.2明代的成熟与清代的强化：从”代圣贤立言”到”文字狱”的配合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八股文的格式进一步固定，“代圣贤立言”成为核心准则。考生必须站在孔孟程朱的立场上阐释经义，不得抒发个人见解。到了清代，统治者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又叠加了”文字狱”的威慑。康熙年间《圣谕十六条》明确要求”黜异端以崇正学”，乾隆朝更将八股文与《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绑定，规定”文必宗朱子，违者不录”。这种制度叠加效应，使得八股取士从单纯的选官手段，升级为”制度约束+思想高压”的双重控制体系。

二、八股文的”紧箍咒”：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规训

2.1命题的”四书牢笼”：从”经史子集”到”四书独尊”

唐宋科举虽重经义，但命题范围涵盖《五经》《史记》乃至诸子百家，考生可自由发挥。明清则不然，据《钦定科场条例》统计，清代乡会试题目90%以上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且多为”断章取义”的小题目。比如”子谓颜渊曰”这样的半截话，或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前半句。这种命题方式的目的，是迫使考生将全部精力投入《四书》的逐字解读，既无暇顾及历史兴衰、民生疾苦，更不敢触碰”经世致用”的实学。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痛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2.2写作的”代圣立言”：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倒置

八股文最核心的要求是”代圣贤立言”。考生不能以第一人称表达观点，必须模拟孔子、孟子、朱熹等”圣贤”的口吻。比如写”学而时习之”，不能说”我认为学习需要复习”，而要写成”圣人有云：学也者，非徒记诵而已，必时习之，方得其中真味”。这种写作方式彻底消解了个体思想的独立性——考生的才华不是用来创新，而是用来”复刻”圣贤的思想；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是用来证明”圣贤早有定论”。清代学者袁枚曾调侃：“今之秀才，目未睹汉唐之书，耳未闻宋元之说，独抱宋儒之语录，举头见日，便云’天理昭昭’，开口论事，即曰’人心不古’。”

2.3格式的”镣铐之舞”：从”文无定法”到”千篇一律”的标准化

八股文的格式约束堪称古代考试史上最严苛的”模板教学”。破题需用两句话点破题意，承题要承接破题进一步阐释，起讲必须”入口气”（即模拟圣贤语气），入手是过渡段，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则要两两对仗，每段的句数、字数甚至虚词使用都有规定。这种格式的标准化，使得不同考生的文章”如出一辙”。清代学者钱大昕曾收集百篇”状元卷”，发现除了开头的破题略有差异，其余部分几乎可以互相替换。更讽刺的是，这种”标准化”反而成了考官阅卷的”便利”——他们无需理解文章内容，只需检查格式是否合规，对仗是否工整，便可以快速判定优劣。

三、士人群体的”异化”：从”天下己任”到”章句之奴”的蜕变

3.1读书目的的窄化：“科举即人生”的思维定式

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的人生轨迹被简化为”读八股-考科举-做官”的单一路径。明代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家里穷得卖鸡换米”，却依然”每日只在屋里念文章”；周进在贡院撞号板痛哭，皆因”苦读三十载，连个秀才都没中”。这些文学形象背后，是真实的社会现实——八股文成为读书人的”敲门砖”，也成为他们的”思维牢笼”。正如清代思想家唐甄所言：“士者，国之毛也。今之进士，连篇累牍，皆程朱之语，而无一句及于民生国计；皆对仗排比，而无一字发自肺腑。”

3.2知识结构的单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