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性同体”观：从理论建构到文化解构.docxVIP

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性同体”观：从理论建构到文化解构

一、“双性同体”观的起源与文化基因溯源

（一）神话原型与原始思维中的性别共同体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双性同体”作为一种原始思维的文化符号，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神话与宗教叙事中。古希腊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绘的原始人类由双性同体被分割为男女两半，一生都在追寻另一半的神话，奠定了“双性同体”作为性别和谐象征的原型。这个故事里，最初的人是球形的，一半是男一半是女，男女背靠背粘合在一起，他们体力和智慧超凡，却因常有非分之想，欲与诸神比高低，宙斯担心他们冒犯神灵，便令诸神把其劈成了两半。从此，人类开始了寻找另一半的历程，这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爱情和完整自我的追求，也暗示了两性之间天然的联系与互补性。

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造的亚当最初兼具男女两性，之后才从亚当的肋骨中创造了夏娃，这一记载体现了男女本为一体的观念，也表达了人类对两性平等的某种潜在认知。而在中国创世神话中，“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是宇宙的初始，阴阳观念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象征着两性的共生共融。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宇宙处于混沌状态，就如同一个未分化的整体，蕴含着阴阳两种力量，直到盘古将天地分开，阴阳才开始各自发展，但始终相互依存。

这些神话叙事不仅反映了早期社会性别平等的集体无意识，更构建了“双性同体”作为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文化基因。它们是人类对自身起源和性别关系的最初思考，为后来“双性同体”观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在这些古老的故事中，人们对两性和谐共生的向往，超越了现实中性别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追求。

（二）父权制下的性别分离与理论觉醒

随着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取代，两性关系从原始的平等协作走向二元对立。男性通过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将女性贬低为“他者”，形成了以男性气质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男性被赋予了勇敢、理性、强壮等正面特质，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女性则被定义为柔弱、感性、依赖的象征，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这种性别压迫催生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双性同体”观作为对父权制二元对立的理论反拨，开始从生物学概念向文化批判理论转化。英国学者杜芳琴对中国古代性别制度的研究表明，父权制通过婚姻制度、继承制度等将性别分工固定化。在中国古代，男性拥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在婚姻中女性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三从四德”等观念对女性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束缚。而西方女性主义则从柏拉图的神话中重拾“双性同体”的文化资源，试图重构两性关系的新范式。她们认为，“双性同体”能够打破父权制下的性别刻板印象，使个体超越性别的限制，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这种理论的觉醒，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双性同体”观的理论建构

（一）伍尔夫的突破性阐释：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

20世纪20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首次将“双性同体”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赋予其革命性的理论内涵。她超越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雌雄同体，提出“伟大的灵魂都是双性同体的”，强调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与女性的心理特质应当和谐共存。伍尔夫认为，传统文学中男性化的理性与女性化的感性的对立，本质上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而真正的艺术创作需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使两种气质在作家的头脑中自由融合。她以莎士比亚等作家为例，指出其作品的伟大正在于超越了单一的性别意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完整。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女扮男装，以男性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成功地为安东尼奥辩护。她在这个过程中，既展现出了女性的细腻和温柔，又展现出了男性的果断和智慧，这种双性气质的融合，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能够塑造出这样的人物形象，正是因为他的创作超越了性别的限制，实现了双性同体的创作状态。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探讨，更是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一种深刻思考。她认为，女性在文学创作中往往受到男性话语的压制，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双性同体”的创作状态，可以帮助女性打破这种压制，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斯的故事，朱迪斯拥有与莎士比亚一样的才华和创造力，但由于她是女性，受到了社会的种种限制和压迫，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只能以悲剧收场。伍尔夫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呼吁女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打破性别限制，实现“双性同体”的创作状态。

（二）社会性别理论的介入：对二元对立的解构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引入为“双性同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