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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再嫁制度与社会观念转型

引言：从《清明集》判词说起的历史褶皱

翻开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一则”阿沈诉阿张占产”的判词跃入眼帘：“阿沈系阿张亲嫂，其夫阿龙身故，阿沈守寡无子，依法当得阿龙户下田产之半，招接脚夫共理生业。阿张以叔压嫂，强占田业，殊为无理。”这纸判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窥探宋元女性再嫁史的门缝——既有法律对寡妇财产权的明确保护，又透露出”接脚夫”这类特殊再嫁形式的存在。从两宋到元，再嫁制度经历了从法律宽松到规范收紧的转变，社会观念也完成了从”理未甚严”到”贞节渐重”的转型。这段被礼教阴影覆盖的历史，实则是经济、文化、性别权力交织碰撞的复杂图谱。

一、宋代：礼法交织下的再嫁实践

1.1法律框架：从《唐律疏议》到《宋刑统》的延续与微调

宋代法律对再嫁的态度，本质上是唐代制度的延续。《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这意味着寡妇服丧期满后，是否再嫁的决定权在祖父母、父母等直系尊长，他人不得强迫。入宋后，《宋刑统》几乎全文照搬唐律相关条款，仅在”户绝资产”条中补充：“寡妇无子孙，承夫分田产者，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由近亲主之。”这条规定看似限制，实则承认了寡妇在守寡期间对夫家财产的管理权，改嫁时仅需归还田产，而非完全剥夺其权益。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和离”的宽容。《宋刑统》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这意味着夫妻双方可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后的女性同样享有再嫁权利。《夷坚志》中记载的”鄂州南市女”案例：民女刘师娘因丈夫”嗜酒无赖”，主动提出和离，再嫁”市中卖茶者”，官府不仅认可其离婚诉求，还保障其带走”嫁资妆奁”。这种对女性离婚再嫁权的法律支持，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都属先进。

1.2社会实践：从士大夫家族到市井百姓的多元图景

士大夫阶层的再嫁现象最能反映社会观念的真实状态。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明确：“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将再嫁女性的资助额度定为初嫁的三分之二，既未禁止再嫁，又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女性守节，这种”有限支持”的态度颇具代表性。苏轼之妹苏八娘16岁嫁表兄程正辅，因受虐待早逝，苏轼虽痛斥程家，但并未指责八娘”不贞”；其继室王闰之去世后，苏轼纳侍妾王朝云为侧室，也未受舆论非难。

市井层面的再嫁更为普遍。《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其中”西廊皆卖妇女用品，间有说媒婆往来”，这些媒婆的业务范围自然包括为寡妇说亲。《武林旧事》提到杭州”媒婆有官私牙嫂”，“官媒”甚至会参与寡妇再嫁的财产公证。南宋话本《碾玉观音》中，裱褙匠璩公之女秀秀被咸安郡王纳为侍妾，郡王去世后，秀秀与工匠崔宁”鬼混”，虽属虚构，却反映出时人对寡妇再嫁的宽容——连”鬼妻”再嫁都能被接受，可见社会观念的开放。

1.3思想界的杂音：从张载到程颐的观念萌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宋代并非完全”礼教松弛”。北宋张载提出”贞女不事二夫”，但主要针对”士大夫之妻”，认为”若夫匹夫，岂能免此”；程颐那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名言，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原话是：“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其本意是劝士人不要娶寡妇，而非禁止寡妇再嫁。但这句话被后世断章取义，成为压抑女性的工具。在北宋，程朱理学尚未成为主流思想，二程的言论更多是学术探讨，对社会实际影响有限。

二、元代：胡汉杂糅中的制度嬗变

2.1法律体系的双重性：蒙古旧俗与汉法的碰撞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婚姻制度呈现”胡汉杂糅”的特点。蒙古传统中，“收继婚”（即男性收继寡居的婶母、嫂子等）非常普遍。《元史·刑法志》载：“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这说明元朝统治者试图用法律禁止汉人实行收继婚，但对蒙古、色目人则”各依本俗”。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客观上影响了汉人社会的再嫁观念——一方面禁止收继婚，另一方面又未完全限制寡妇自主再嫁。

在财产权方面，元律对宋代制度有所调整。《元典章·户部》规定：“寡妇改嫁，原有妆奁财产，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与宋代”承夫分田产者，改适（嫁）时归还”的规定不同，直接剥夺了寡妇对夫家财产的管理权，甚至连自己的嫁妆都可能被夫家扣留。至元十年（1273年），中书省明文：“妇人夫亡，服阕守志并欲归宗者，听；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条规定成为元代限制寡妇再嫁的核心法律依据，极大削弱了女性再嫁的经济基础。

2.2社会现实的矛盾：理学北传与民间惯性的博弈

随着程朱理学在元代被立为官方哲学（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考试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