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着的少年.docxVIP

奔跑着的少年

1944年重庆的秋天，是浓雾笼罩的季节，是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不能来袭击的时候，也是重庆进步话剧界演出最活跃的时机。建筑在纯阳洞半山上的“抗建堂”剧场里，正上演着吴祖光编剧、张骏祥导演的神话剧《牛郎织女》，观众非常踊跃。我在剧中扮演织女，耿震演牛郎。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从一个静僻的山城一下子成为“国统区”大后方的陪都，电力不足成了突出的矛盾。剧场首当其冲，电厂限时供电都只到夜里十时为止。因此每当大幕关闭之后，后台立时紧张起来，演员飞跑着到后台换衣卸装，以便在停电前走出剧场。

《牛郎织女》演到最后几场的时候，导演对尾声的处理有所改变，落幕比平时晚了一些。这天，我紧张地卸装后，匆忙从后台下到前.台，穿过剧场，还没迈上几步，全场的灯突然都熄灭了。我不由得惊叫起来：“哎哟，还有人吗?”一边用脚探着路在观众席间的走道上摸索着……

“张小姐，这里、这里??”黑暗里传来四川话的童音。同时，一双冰凉的小手拉住了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牵出剧场。

剧场外，虽然没有电灯，却有山坡两旁的小吃摊闪烁着小油灯。背着光‘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赤脚的男孩，大约十二三岁。“谢谢你呀。”我说。“不消谢！”还没等我看清他的脸，他已经转过身飞一样地下山去了。

第二天，剧场的灯又在老时候停了，与此同时，我听见近处有划火柴的声音，一张卷成筒的说明书点着了，那孩子举着它准备为我照路。“啊，真谢谢你。”我看见他胁下还夹着一小叠演出说明书，我问他：“你在剧场卖说明书吗?”“卖一点！”“生意好吗?”“还要得，上边有你唱的歌。”是的，那是织女出场时摇着闪光的纺车唱的“五彩云之歌”。我故意问他：“你会唱吗?”他只是嘿嘿一笑……又走到剧场门外了，我刚要再说声谢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一转身又跑下山去了。

演最后一场《牛郎织女》前，住在纯阳街制片厂宿舍的石羽、江村、周峰等老朋友来到后台聊天，大家相约散场后一同去马路对面的上海馆“好吃来”吃宵夜。

因为有人等着我，我可以较从容地卸装换装。大家说笑着穿过剧场，不知谁还带着手电筒。我突然想起，那孩子呢?剧场里没有他，我连忙跑到门口张望，他正面对着剧场大门，手里举着一小段燃烧着的纤绳杆(那时四川将旧的纤绳截短当火把用)。我拉着他说：“对不起，今天我出来晚了。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吧！”他努力挣脱我，把手中的纤绳杆在地上打灭丢在墙角，回望了我一眼，又飞一样地下山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惘然之感：今天是最后一场“牛郎织女”的演出了啊。

小面店里生意很好，大家谈笑风生地等着面来，我偶一回头，啊呀，那孩子正将头紧贴在面店的玻璃窗上望着我们，额头、鼻尖都压平了。我连忙起身跑到门外去叫他，他又一晃不见了。我遗憾地回到了座位，大家开玩笑地说：“是你的小崇拜者吗……”

我默默地坐着，这个孩子使我想起了我的弟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和姐姐在一个深夜离开家，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准备去华北战地演出。当时，我的弟弟正是十二三岁。临走前，我和姐姐轻手轻脚地走进弟弟的房间，透过帐子最后看看他。他假装睡着了，谁知我们一走，他就悄悄起床跟在后面，经过两层院落送我们到大门口，站在大街上一直望着我们远去……

从饭店出来，我坐上了人力车。我当时住在重庆下半城，从剧场出来要穿过重庆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中一路、中二路、两路口、七星岗、民生路……重庆沿山而筑的马路忽高忽低，人力车也就忽快忽慢。上坡时人力车工人吃力地弯着身体一步步爬行，下坡时得防止翻车，拼命压住车把，身体悬空只剩下两个脚尖着地飞似地冲下来，坐车的人也得忽前忽后地调整重心。当人力车飞下高岗，换成慢步行走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在马路边叫我：“张小姐！”“噢，你没有走啊?”我开心地笑了，他更笑得两眼眯缝起来。于是合着人力车的节奏，他也一会儿飞奔，一会儿慢步，我们断断续续聊起天来。他告诉我，他读过三年小学，后来读不起了，爸爸是铁匠，让他到铁匠铺里当学徒，因为人小，把不住火钳，这一阵就在剧场里卖说明书。

我告诉他，我有个弟弟，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和他差不多年纪。“你喊他来嘛！”“不能，我的老家在北平，那是沦陷区。”“日本鬼子霸占了！龟儿子！”他狠狠地说。

车子又飞奔起来，他落在后面。我沉默着，我不能告诉他，我的弟弟已经死了！两年前让我伤心的一幕又在我的脑海里出现：1942年的雾季，重庆国泰大戏院正演出《安魂曲》，由张骏祥导演，曹禺演莫扎特，我演莫扎特的恋人阿露霞。那天，我刚化好妆，穿着十八世纪的大裙子，等待开幕，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张颖要周峰偷偷交给我一封信，是我的母亲从延安写来的。离家后，我已经好几年没得到她的消息了，我的心狂跳着躲到后台角落里看，谁知信里竟是我弟弟去世的噩耗！母亲告诉我，我们姐妹离家之后，第二年她就带着弟弟随北平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