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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赋役与社会阶层制度研究

引言

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轨迹中，赋役制度如同一条隐形的纽带，既串联起国家财政的脉络，又深刻塑造着社会阶层的形态。从《孟子》中“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的早期记载，到明清“摊丁入亩”的制度革新，赋役的征收方式、对象与标准始终随时代变迁而调整。这种调整绝非单纯的经济政策变动，而是国家与社会、不同阶层间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正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所言：“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赋役之“义”，恰在于其如何平衡各阶层的负担，进而影响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本文将沿着历史脉络，剖析赋役制度与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揭示这一传统制度背后的社会密码。

一、赋役制度的历史演变：从“以丁为本”到“以产为宗”

赋役制度的核心是“赋”与“役”的结合：“赋”主要指土地税、人口税等财物征收；“役”则包括力役、兵役等劳役征发。其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紧密相关。

1.1先秦至隋唐：“人丁为主”的赋役体系

先秦时期，赋役制度尚处雏形。西周“井田制”下，“九一而助”的劳役地租是主要形式——八家共耕公田，收获归贵族，私田收获归己。这种制度下，农民（“庶人”）是主要的赋役承担者，而贵族（“士”以上阶层）通过占有土地和人口，几乎不承担实际负担。《诗经·豳风·七月》中“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哀叹，正是底层庶民在赋役压榨下的真实写照。

秦汉统一后，赋役制度走向规范化。秦朝“田租、口赋、力役”并行：田租按土地产量征收，口赋（人头税）按人口收取，力役则要求成丁每年服劳役（如修长城、驰道）。汉代在此基础上细化，“更赋”成为关键——不愿服劳役者可出钱代役（“过更”），但“更赋”额度往往高于实际劳役成本，导致穷人被迫服役，富人则“以钱代役”，阶层分化初现。此时，官僚阶层（如“二千石”以上官员）享有“复除”（免役）特权，豪强地主通过隐匿人口逃税，自耕农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图景。

魏晋至唐前期，“租调制”与“均田制”配套实施。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同时规定“租”（每丁纳粟二石）、“调”（每丁纳帛一匹）、“役”（每丁每年服劳役二十日）。这一制度看似公平，实则对士族门阀更有利——他们通过“荫户”（隐匿依附人口）减少纳税基数，而普通农民因土地分配不足（如唐均田制下，实际授田常不足百亩），赋役负担反而更重。直到唐初“租庸调制”允许“输庸代役”（纳绢代役），才部分缓解了农民的劳役压力，但特权阶层的免役权（如五品以上官员及其亲属）仍未动摇。

1.2中唐至宋元：“资产为本”的转型探索

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崩溃，大量人口逃亡，“以丁为本”的租庸调难以为继。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提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原则，按土地和资产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这一变革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承认了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的合法性（“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落——他们依赖的“荫户”特权因人口流动而失效；另一方面，商人、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被纳入征税范围，庶族地主和富裕商人的地位上升，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制”向“财产制”缓慢过渡。

两宋时期，赋役制度进一步复杂化。田赋（“二税”）仍为主干，但“职役”（如催税的“里正”、看管仓库的“库子”）成为新负担。职役按户等（分五等）轮差，表面上“富者任重役，贫者任轻役”，实则因执行弊端，中等农户常被强行划为上户，被迫承担重役甚至破产。如苏轼在《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中所言：“自尔以来，民益困弊，加以水旱，科役频数，富人备尽，贫者亡走。”同时，宋代“官户”（官员家庭）享有免役特权，“形势户”（地方豪强）通过勾结胥吏逃税，底层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激化。

1.3明清时期：“摊丁入亩”的最终定型

明代中期，土地兼并严重，“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推行）应运而生。该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计亩征银”，以货币税取代实物税和劳役税。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役归于地”——部分役银按土地分摊，无地农民的役负担减轻，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需承担更多赋税。但由于官僚地主的抵制（如江南官绅“飞洒诡寄”隐匿田产），一条鞭法的实际效果有限。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固定了丁银总额；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全面推行，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人头税。这一制度下，“有田则有赋，无田则无丁”，理论上实现了“贫富均赋”。对于无地佃农而言，不再因人口增加而多缴税，生存压力减轻；对于地主阶层，土地越多则赋税越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而国家财政收入因税基扩大（覆盖所有土地）更趋稳定。至此，赋役制度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