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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用工的法律责任探讨

一、引言：被忽视的用工“暗角”与劳动者的血泪困境

我曾在社区法律援助站遇到过一位头发花白的王师傅。他攥着皱巴巴的医疗单据，声音颤抖地说：“我在城郊那个做金属件的小作坊干了三年，老板没给签合同，也没上保险。上个月机器砸断了右手，老板只给了两千块就说‘各走各路’。现在手废了，去劳动局问，说那厂子根本没营业执照，不算正规单位……”王师傅布满老茧的手在空中无助地抓了抓，像在抓一把不存在的救命稻草。这个场景让我深刻意识到：非法用工不是法律条文里的冰冷概念，而是无数劳动者的切肤之痛。

在我们看不见的城乡结合部小作坊、流动餐饮摊、家庭式加工厂里，类似王师傅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这些隐藏在“合法经营”外衣下的用工乱象，不仅侵蚀着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更像一根刺扎在法治社会的肌理上。要根治这些乱象，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非法用工？它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责任该如何追究？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

二、非法用工的界定与常见形态：撕开“模糊地带”的面纱

（一）非法用工的法律定义：从“主体”到“行为”的双重违法

要理解非法用工，首先要明确两个关键点：用工主体不合法和用工行为不合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等规定，非法用工主要指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用工主体本身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比如未依法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的“黑作坊”“流动摊点”，或者虽有营业执照但已被吊销、注销仍继续经营的单位，甚至包括个人承包经营者（如包工头）以个人名义招用劳动者的情况。这些主体从“出生”就不合法，自然没有资格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第二种是合法主体实施了非法用工行为。比如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招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招用劳动者（如建材公司违规经营餐饮并招用服务员），又或者通过“假外包、真用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关系认定（如将原本属于本单位岗位的工作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再由该个人招用劳动者）。这种情况下，主体本身合法，但用工行为突破了法律边界。

（二）现实中的常见形态：那些劳动者“踩过的坑”

非法用工的表现形式远比法律条文更复杂，结合实务案例，常见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类：

“三无”场所的隐蔽用工

城乡结合部的小服装厂、废品回收点、家庭式食品加工坊是重灾区。这些场所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固定经营场所、没有规范管理制度，老板往往以“临时工”“帮工”为名，口头约定极低的报酬，劳动者受伤或被拖欠工资时，连“找谁索赔”都成问题。我曾接触过一位在无证制鞋作坊工作的李大姐，她的手指被缝纫机扎穿后，老板连夜搬空设备消失，留下的只有墙上褪色的“招工启事”。

家政服务领域的“个人雇佣”陷阱

很多家庭通过熟人介绍直接雇佣保姆、护工，认为这是“私人之间的帮忙”不算用工。但根据《家政服务合同》相关规定，若雇主以家庭为单位长期、固定地招用人员提供劳务（如住家保姆每日工作超8小时、每周工作超40小时），实质上已构成劳动关系。此时若未签订合同、未缴纳社保，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用工。去年有位刘阿姨在雇主家擦窗时坠楼，因雇主坚持“只是帮忙”拒绝赔偿，最终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雇主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乱象

建筑领域常见“总包-分包-包工头”的链条，若分包单位将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如无资质的包工头），包工头招用的农民工就可能陷入非法用工困境。这些农民工往往拿不到劳动合同，工资由包工头现金发放，一旦发生工伤，分包单位和包工头互相推诿。我参与调解过一起案例：农民工老张在工地摔成重伤，总包方称“已分包给有资质的公司”，分包公司说“又转包给了王师傅（无资质）”，王师傅则说“我只是牵头找工人，和老张是兄弟帮忙”。最终法院依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认定分包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才算给老张讨回公道。

新业态中的“模糊化用工”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中，平台常通过“合作协议”“劳务合同”规避劳动关系。但如果平台对劳动者有严格的考勤管理、工作规则约束（如骑手必须穿工装、按指定路线接单、超时扣钱），实质上已构成劳动关系。若平台未为这类劳动者缴纳社保、不承担工伤责任，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用工。前两年某外卖平台骑手在送餐途中被撞身亡，家属起诉平台，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平台需支付工亡赔偿。

三、非法用工的法律责任：从“伤筋动骨”到“刑事责任”的递进

非法用工不是“最多罚点钱”的小事，其法律责任涵盖行政、民事、刑事三个层面，且随着违法情节加重，责任后果逐步升级。

（一）行政责任：监管部门的“当头棒喝”

行政责任是非法用工最常见的法律后果，主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具体包括：

责令改正与取缔

对无营业执照或已被吊销执照仍从事经营的非法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