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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PPP项目投资中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研究

摘要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双边道德风险对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有待深入探讨。基于手动收集的2015年和2016年中国PPP项目数据和测算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双边道德风险指标，采用Heckman模型来实证检验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与投资规模如何受到政企双边道德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地方政府在PPP项目立项招标中居主导地位，因而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即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或市场化水平越低或腐败程度越高，则PPP项目的投资意愿越高。（2）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而企业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小。因此，应加强PPP项目管理，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参与PPP项目，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PPP项目；双边道德风险；Heckman模型

一、引言

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融资与合作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首次应用以来，PPP模式已在众多国家得到实践与推广。在中国，2014年起，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各地方政府开始密集推广PPP模式，旨在拓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渠道，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与效率。然而，随着PPP项目的大量实施，各种问题逐渐显现，其中社会资本和政府双方的道德风险问题备受关注，对PPP项目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亟待深入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双边道德风险理论

双边道德风险最早由英国学者J.D.里德于1977年在农地承租契约机制设计中提出。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R.库珀和S.A.罗斯在研究商品买卖合约时，分析了充分信息（无道德风险）和双边道德风险的两种情形，并给出了正式定义。双边道德风险是指博弈双方各自拥有对方不易观察的私人信息（互为委托代理人），都有可能做出对对方不利的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在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目标不一致以及契约不完备等因素，都存在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

2.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PPP项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国外学者如Tsai等阐述了我国台湾地区在污水处理以及废旧物品回收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方对于私人部门的激励措施问题，强调了激励措施在应对道德风险方面的重要性。Chmidt认为在政府方和私人投资方之间，信息的沟通与双方的协作是激励机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信息沟通与协作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

国内方面，王小龙利用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研究了委托人道德风险对激励机制的影响，指出道德风险会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产生干扰。王雪青等认为激励机制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参与方承担的风险，合理的风险分担有助于减少道德风险行为。张万宽认为要提高政府的绩效，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治理机制，并同时需要提高政府的监督和协调能力，以此应对PPP项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叶晓甦和徐春梅认为在PPP项目中，政府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激励形式，合适的激励形式能更好地控制道德风险。袁义淞和李腾考虑了政府风险规避视角下的PPP模式委托代理模型，并与风险中性的委托人的收益进行了对比，从风险偏好角度分析了道德风险的影响。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契约双方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契约双方道德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并且，激励机制是否合理确实是决定PPP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效合理的激励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项目公司或投资方的道德风险行为。同时，科学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是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加以量化确定的。

三、中国PPP项目投资中双边道德风险的表现与影响因素

3.1政府方道德风险表现

3.1.1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

当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时，其在PPP项目中可能会过度依赖社会资本，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可能会承诺过高的回报或给予不合理的优惠政策。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旦地方财政出现困难，可能无法履行承诺，导致项目停滞或失败，给社会资本带来损失。

3.1.2市场化水平低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在项目决策、招标等过程中可能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情况。例如，可能会指定特定的社会资本参与项目，而非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择最具实力和优势的企业，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竞争环境，也增加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

3.1.3腐败问题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会严重影响PPP项目的正常推进。腐败可能导致在项目审批、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