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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的多维审视与制度重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代表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的实际运营往往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掌控，这就可能导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制度有效地填补了公司治理的漏洞，为公司和股东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的规定却存在诸多不明确之处。这不仅给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带来了困扰，也增加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当事人地位的不明确还可能引发滥诉等问题，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市场秩序的稳定。因此，明确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已成为完善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关键所在。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剖析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国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美国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起源地，在当事人地位的界定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则体系。在原告股东方面，强调“当时股份拥有原则”，即原告股东必须在起诉的作为或不作为发生时具有股东资格，以防止投机性诉讼。在公司地位上，美国法院根据不同的情况，将公司分别列为名义被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实质原告，以确保公司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日本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原告股东资格上，要求持股一定期间和比例，以防止滥诉。在公司地位上，通常将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后，国内学者也对当事人地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借鉴国外经验，明确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如将公司列为第三人或名义被告，以解决诉讼中的程序问题。还有学者从诉讼利益的角度出发，探讨原告股东、被告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然而，目前国内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缺乏对司法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另一方面，在借鉴国外经验时，未能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和法律体系的特点，使得一些建议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困难。

1.3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研究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公司法理论体系。明确当事人地位，能够进一步厘清股东、公司和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不仅丰富了公司法的研究内容，也为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实践方面，准确界定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明确的当事人地位能够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清晰的指引，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有助于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合理的当事人地位界定还可以避免滥诉的发生，降低公司的诉讼成本，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制度，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地位的理论基石

2.1股东代表诉讼的基本内涵与特质

股东代表诉讼，通常也被称为派生诉讼、衍生诉讼或传来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公司机关成员责任或实现其他权利时，由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并出于追究这些成员责任或实现这些权利之目的，依据法定程序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这一诉讼机制的核心在于，当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而公司自身却因各种原因未能积极主张权利时，股东得以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寻求司法救济。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1843年的福斯诉哈波特尔（FossV.Harbottle）案是该制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在该案中，公司董事将自己的地产高价卖给公司，损害了公司利益，进而影响到股东权益。两位股东代表自己和其他股东向法院起诉，要求董事偿还公司损失。然而，法院判决原告应为公司，个人不能以原告身份起诉。这一规则虽有其合理性，但在公司受加害人控制而不愿起诉，小股东又无法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情况下，公司的损害往往难以得到救济。直到1864年的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EastPantDuMiningCo.v.MerryWeather），法院允许少数股股东在特定情形下发动代表诉讼，英国法院通过判例逐渐发展出对FossV.Harbottle规则的例外规则，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得以初步确立。此后，该制度在美国得到全面发展，并被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