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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权确认纠纷

一、引言：土地上的”心病”——承包权确认为何牵动万家心

在北方某村的晒谷场上，张大爷蹲在田埂边抽了半袋旱烟，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地东边到底是到那棵老槐树，还是再往南半垄？”他嘴里念叨的，是和邻村老李头吵了三年的地界儿。这样的场景，在全国无数个村庄里反复上演。农村土地承包权，不仅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维系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征地补偿增多、户籍政策调整，承包权确认纠纷如同水面下的暗礁，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二、纠纷的”多面性”：常见类型与背后的民生痛点

（一）承包方资格争议：谁才有资格”分蛋糕”

这是最基础却最复杂的争议类型。比如某村的刘大姐，十年前因婚迁将户口从A村迁至B村，但B村以”土地早已分完”为由未给她分配承包地，A村又以”户口已迁出”收回了原承包地。这种”两头落空”的情况，核心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实践中，新生儿落户、大学生升学农转非、退役军人安置、服刑人员户籍变动等情形，都可能引发”我到底是不是村里人”的争议。有的村民小组还会搞”土政策”，比如规定”嫁出去的女儿不参与分地”，直接剥夺部分群体的承包权。

（二）承包地四至不清：老账本里的”糊涂账”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土地承包登记，多靠人工丈量、手写登记。笔者曾见过某村的老台账，用铅笔写在泛黄的牛皮纸上，“村东头第三块地，东至沟、西至树”这样的描述比比皆是。随着地貌变化（比如沟渠填埋、树木砍伐）、农业设施建设（机井、大棚），当年的”东至沟”可能变成了”东至路”，四至界限模糊导致的纠纷占比超过30%。更麻烦的是，有些农户为了多占耕地，偷偷移动田埂、填埋界沟，等到土地被征收或流转时，矛盾集中爆发。

（三）“外嫁女”权益困境：传统习俗与法律的碰撞

在一些传统观念浓厚的地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旧俗仍有市场。笔者接触过的案例中，王女士婚后户口未迁出原村，也未在夫家取得承包地，但原村以”已嫁女”为由，在土地确权时将她的名字从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中划掉。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离婚、丧偶后回娘家的女性，她们的承包权常被以”户内人口变动”为由剥夺。这类纠纷的背后，是村规民约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直接冲突。

（四）继承纠纷：“人走地留”还是”地随人走”

承包权能否继承？这是很多农户关心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家庭承包的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单独继承，但林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实践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老两口去世后，三个子女为”父母留下的二亩地”争得不可开交。有的子女认为”地是父母的财产，理应由子女分”，有的村民小组则主张”承包户消亡，土地收回”。更复杂的是，有些农户在土地确权时，将部分子女列为共有人，部分未列，去世后未列子女要求分割，进一步激化矛盾。

（五）流转后的权属争议：“一转就乱”的困局

随着土地流转市场活跃，“我把地转包给你种，怎么确权时成你的了？”的疑问越来越多。有的农户口头转包土地，未签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只写”长期转包”，未明确期限；还有的受让人在流转地上建房、挖塘，改变土地用途。当遇到征地补偿时，原承包方主张”地是我的，补偿该归我”，受让方则说”我种了十年，投入这么多，该分我”。更有甚者，同一地块被多次转包，形成”一女多嫁”的混乱局面。

三、法律的”工具箱”：承包权确认的依据与裁判逻辑

（一）核心法律条文：从”政策文件”到”法典确认”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处理此类纠纷的”主心骨”。其第5条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24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直接回应了承包方资格争议。《民法典》第330条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上升为用益物权，第3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赋予承包合同更强的法律效力。《土地管理法》第14条则强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明确了行政处理前置程序。

（二）关键认定标准：成员资格与”长期固定”原则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解决承包方资格争议的关键。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综合考虑”户籍登记”“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依赖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三个要素。比如，外嫁女若未在夫家取得承包地、户口未迁出、仍在原村参加选举，一般会被认定为原村成员。对于四至不清的问题，法院会优先以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书记载为准；若记载不明确，则结合历史使用情况、相邻方证言、实地勘测结果综合判断。

（三）典型裁判思路：平衡公平与效率

在”外嫁女”权益案中，某基层法院的判决颇具代表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