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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风险管控

引言

在基层网点工作的这些年，我常听到同事调侃：“存贷业务是体力活，中间业务才是脑力活。”这句话虽带点戏谑，却道出了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关键转变——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净息差持续收窄，中间业务早已从“配角”成长为“顶梁柱”。从支付结算到代理理财，从担保承诺到资产托管，中间业务种类日益丰富，收入占比逐年攀升。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去年我参与处理的一起代理基金销售投诉事件，客户因销售人员未充分揭示风险而要求赔偿；还有某支行因票据托收操作失误导致的资金延误纠纷……这些真实案例让我深刻意识到：中间业务的“轻资本”特性容易掩盖其风险复杂性，风险管控稍有疏漏，便可能从“增收利器”变成“声誉炸弹”。本文将从中间业务的底层逻辑出发，结合一线实践，系统探讨其风险识别、管控现状与优化路径。

一、中间业务的“双面性”：增长动力与风险温床

要谈风险管控，首先得理解中间业务的本质。不同于依赖存贷利差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中间业务是银行利用自身信誉、技术、网络等优势，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业务，核心是“不占用或较少占用自有资金”。这种特性让它成为银行转型的“香饽饽”——某股份制银行年报显示，其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从十年前的15%提升至35%，部分城商行甚至超过40%。

但“轻资本”不等于“零风险”。根据业务性质，中间业务可分为支付结算类（如跨行转账、票据承兑）、代理类（代理保险、基金销售）、担保承诺类（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交易类（外汇买卖、衍生产品交易）、托管类（资产托管、养老金托管）、理财类（公募/私募理财产品）六大类。每一类业务背后都嵌套着不同维度的风险：

1.1支付结算业务：操作风险的“高频区”

这类业务看似简单——客户填单、柜员操作、系统清算，但每个环节都可能出错。我曾在柜台见过因柜员输错收款账号导致资金汇错的情况，虽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追回，但客户投诉导致的声誉损失难以量化；还有电子银行时代，伪冒开户、电信诈骗分子利用跨行快汇进行资金转移的案例，对银行的反欺诈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某省银保监局通报显示，近三年支付结算类投诉中，操作失误占比达28%，系统漏洞占比15%，可见“小业务”藏着“大风险”。

1.2代理类业务：声誉风险的“导火索”

代理保险、基金、信托等产品销售，银行本质上是“代销商”，但客户往往将其与银行自身信用绑定。记得有次某支行代销的一款信托产品到期未兑付，客户堵在网点门口拉横幅，喊着“银行卖的产品必须负责”。尽管合同明确写明代销性质，但客户认知偏差导致的声誉风险让银行陷入被动。更棘手的是销售人员的“合规擦边球”——夸大收益、隐瞒风险、代客操作等行为，表面是个人违规，实则暴露了销售流程管控的漏洞。

1.3担保承诺业务：信用风险的“隐形杠杆”

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业务，虽不直接占用表内资本，但一旦被担保人违约，银行需履行代偿义务，实质是“或有负债”。我曾参与过某制造业企业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处置：企业因经营不善无法兑付到期汇票，银行被迫垫款5000万元，最终通过拍卖抵押物仅收回3000万元，形成2000万元损失。这类业务的风险隐蔽性在于，银行往往基于企业历史信用审批，但经济下行周期中，企业现金流恶化可能导致担保承诺业务“表外化风险表内化”。

1.4理财与交易类业务：市场风险的“放大器”

资管新规落地后，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转向净值化管理。这看似降低了银行的隐性兑付压力，但市场波动直接传导至产品净值。去年某银行发行的一款“固收+”理财产品，因债券市场调整净值下跌2%，引发部分客户集中赎回。更复杂的是衍生产品交易，如利率互换、外汇期权，其风险不仅来自市场波动，还包括定价模型误差、对冲策略失效等技术风险。某城商行曾因交易员对期权Delta值计算错误，导致套保头寸不足，最终亏损超千万元。

二、当前管控体系的“三大痛点”

面对上述风险，银行并非毫无准备。从监管层面看，银保监会先后出台《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制度；从银行内部看，多数机构建立了“前中后台分离”的风控架构，设置了合规审查、风险限额、监测预警等机制。但一线实践中，仍存在“制度空转”“执行走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2.1风险认知存在“重收益轻风险”的惯性

部分分支机构为完成中间业务收入考核指标，过度关注产品销量和手续费收入，对风险评估流于形式。我曾参与某支行的代理保险业务检查，发现销售人员的“双录”（录音录像）资料中，60%的客户风险测评问卷由销售人员代填，30%的产品适合度评估未留存书面记录。当问及原因时，客户经理坦言：“客户急着买，填问卷太麻烦，反正产品风险等级低，不会出问题。”这种“重营销轻合规”的思维，本质是将风险管控视为“阻碍业务发展”的环节，而非“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2内控机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