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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贡举制度腐败案例

引言：被墨笔染污的”龙门”

中国古代贡举制度自隋唐发端，至清末废止，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堪称世界上运行最久的人才选拔体系。这一制度本为”取士唯公”而设，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激励着天下寒士。然而，从科举诞生的那一刻起，围绕科场的腐败便如影随形——当金榜题名能带来仕途通达、家族跃升的巨大利益时，权力、金钱与人情便开始侵蚀这方本应纯净的”抡才重地”。

一、唐代：科场请托的”公开秘密”

1.1行卷与请托的共生土壤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考试前的”行卷”制度本是为让考官了解举子才学，但很快异化为请托的温床。举子们带着自己的诗文投献给达官贵人、文坛名流，美其名曰”求知”，实则是求推荐。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初到长安，曾持《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顾况，顾况见其姓名戏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诗后却改口”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这种良性互动本是佳话，却在中晚唐演变为”未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的潜规则。

1.2牛锡庶”正榜”变”副榜”案

唐宣宗大中年间的科场案最能体现这种畸形生态。考生牛锡庶才学出众，却因无有力荐举，初拟名次被排在副榜。其友人将他的诗稿偷偷夹在主考官、礼部侍郎魏扶的文书中，魏扶读后击节赞叹：“此必贞元间风格！”追问之下得知是牛锡庶所作，立即将其从副榜擢至正榜第三名。此事看似”得遇伯乐”，实则暴露了科场录取的随意性——主考官仅凭一篇诗文就能推翻既定名次，背后是请托之风已渗透到录取流程的每个环节。

1.3座主与门生的利益同盟

更严重的是，唐代科举放榜后，新科进士要拜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这种关系很快演变为官场裙带。唐文宗时，礼部侍郎高锴连续三年主考，录取的68人中竟有54人与他有旧交或请托关系。时人讥讽：“高侍郎知举，非门生即故旧。”这种”师生”纽带不仅破坏公平，更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为晚唐牛李党争埋下隐患。

二、宋代：防弊与舞弊的”道魔之争”

2.1制度升级下的新漏洞

面对唐代科场乱象，宋代推出”糊名”“誊录”“锁院”等防弊措施：考生姓名密封（糊名）、试卷由书吏誊抄（誊录）、考官入贡院后锁门隔离（锁院）。这些制度本应让”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舞弊者很快找到了新门道。

2.2李廌”漏题”案的戏剧性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的科举案最具代表性。苏轼时任翰林学士，与弟弟苏辙同为考官。考生李廌是苏轼门生，才学深得苏轼赏识。考试前，苏轼与同僚讨论考题时，提到”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不想此话被仆人传出。李廌恰好准备过此题，文章写得极为精彩。阅卷时，苏轼看到一篇佳作，认定是李廌所写，兴奋地对苏辙说：“此必李廌也！”结果放榜时，李廌竟名落孙山，反而是章惇之子章援高中。后来才知，章家通过内廷关系提前得知考题，其文章更贴合考官偏好。此案虽无确凿证据，但苏轼”误认门生”的尴尬，暴露出即便有糊名制度，考官仍可通过文章风格”暗记”识别考生。

2.3“通关节”的技术升级

南宋时，“通关节”手段更加隐蔽。考生与考官约定”暗号”，比如在文章特定位置使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固定词句，或在结尾用”也乎哉”等虚词组合。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之孙秦埙参加殿试，主考官陈之茂发现其试卷中连续使用”渊圣御制”“绍兴宸翰”等阿谀之词，断定是秦桧授意的”关节”，但迫于压力仍将其列为第一。此事被陆游记入《老学庵笔记》：“科场之弊，至桧而极。”

三、明代：从”南北榜”到”窝案”的全面失控

3.1“南北榜案”背后的双重腐败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是明代科场第一大案。这年春天会试，主考官刘三吾录取的51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北方举子联名上疏”南人私其乡”。朱元璋震怒，命人重审试卷，结果发现北方举子的文章确实文理粗疏。但为平息众怒，朱元璋将刘三吾流放，重新录取61名北方人。表面看是南北地域矛盾，实则暗藏腐败：刘三吾虽无受贿证据，却长期与江南士绅交往密切，录取时难免有地域倾向；而北方举子的”联名告状”背后，也有北方官僚集团的推动。此案后，明代实行”南北分卷”，却未能阻止腐败从地域延伸到更复杂的利益网络。

3.2唐寅”泄题案”的文人悲剧

弘治十二年（1499年），江南才子唐寅与徐经赴京会试。徐经是巨富，途中以重金结交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获得考题线索。唐寅才华横溢，考前曾对友人说：“今科会元必我也！”发榜后，唐寅果然高中解元，徐经也中举。此事被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最终程敏政下狱，唐寅被黜为吏，徐经削籍。唐寅从此放浪形骸，写下”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的自嘲诗。此案最令人叹息的是，唐寅未必主动参与舞弊，却因与徐经交游被牵连，反映出科场腐败已从官员受贿发展为”富贾买题、文人代笔”的产业链。

3.3万历年间的”窝案”频发

万历朝是明代科场腐败的高峰期。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