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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我国行政成本：影响因素与治理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社会，政府行政成本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社会服务提供等方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然而，在履行这些职责的过程中，行政成本的不断攀升逐渐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我国行政成本增长速度之快，也凸显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的不合理性。

行政成本的不断增加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过高的行政成本加重了财政负担，使有限的财政资金不能更有效地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影响了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进而对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行政成本过高也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因此，有效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研究我国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通过深入分析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可以优化行政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环节和资源浪费，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使政府能够更加高效地履行职能，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合理控制行政成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将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对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行政成本问题也是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必然要求。有效控制行政成本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的滋生，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使政府在民众中树立起廉洁、高效、负责的形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行政成本的研究起步较早，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成果。早在1776年，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政府支出方面要厉行节约和量入为出，为行政成本研究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础。1887年，行政管理学之父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提到，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旨在发现如何使政府以最少的成本为代价、以最高的效率来完成政府的本职工作，这一观点明确将行政成本与行政效率紧密联系，开启了行政成本在行政学领域的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中提出政府行为扩张论，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规模和行政成本不断扩大的内在机制，认为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政府规模膨胀，进而增加行政成本。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瓦格纳”法则，阐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规模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的规律，这一理论为研究行政成本增长提供了宏观经济视角。20世纪8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制定“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等方案，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和企业管理方法，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这些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各国政府在行政成本控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方法。

国内对行政成本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毛寿龙是我国最早提出行政成本及其控制的学者之一，他在《当代中国政府功能保障分析》中首次将成本概念引入政治行政学领域，认为政府功能保障需在保证政府功能与社会相匹配的前提下，通过优化管理过程来降低内部运行成本。此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行政成本问题展开探索性研究。在行政成本概念界定方面，焦建国认为行政成本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必须消耗的行政资源；卓越指出行政成本是政府部门为社会提供公务服务、产品过程中的各种资源总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成本的概念表述存在差异，但都强调了行政成本与政府行政活动及资源消耗的紧密联系。在影响因素研究上，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认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庞大、机构臃肿，导致行政运营成本过高；从经济角度看，行政成本观念弱化、行政人员效益观念不强，以及政府管理效率低下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在控制策略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政府财政开支、加强法制建设等一系列建议，旨在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和措施，实现行政成本的有效控制。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我国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与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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