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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与重塑：理论、实践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股权分置曾是一个绕不开的特殊历史现象。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这就形成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局面。这种现象源于我国资本市场创立初期，为避免引发“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等争议，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上市”的差异化制度安排，把上市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公众股，并规定国有股、法人股暂不流通。股权分置在特定时期为国有企业上市创造了条件，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了探索空间，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弊端愈发明显。

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股权分置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不一致。非流通股股东往往在公司中拥有控股地位，而流通股比例过小，形成“一股独大”的情况。大股东更关注资产净值的增减，中小股东则关注股价波动带来的收益，这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很容易被大股东侵害，导致公司治理复杂化，增加了公司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问题较为严重，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中小股东难以对公司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股权分置也不利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由于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其价值难以通过市场定价，导致公司的整体价值被扭曲，股价的升降与公司的业绩发生脱离，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并购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无法通过市场力量对糟糕的经理层进行惩罚和替换，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为解决股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这场改革被视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大手术”，其核心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换取非流通股的流通权，实现股票的全流通。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共1298家上市公司完成或已进入股权分置改革程序，占应改革公司的98%，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契机。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差异，实现了股票的全流通，使得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得以恢复和完善，股票价格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为公司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改革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大股东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大股东更有动力去提升公司的业绩和价值，全流通也增加了大股东控制权的市场约束，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此外，股权分置改革还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为投资者提供更准确的决策依据。

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丰富和完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在现实意义上，对上市公司而言，合理的公司治理模式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对投资者来说，了解公司治理模式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资本市场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能够增强市场信心，提高市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对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研究相对较少，因为股权分置是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现象。然而，国外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

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Berle和Means（1932）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理论，指出由于股权分散，公司的控制权逐渐从股东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这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运用代理理论对两权分离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会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为公司治理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Fama和Jensen（1983）进一步探讨了公司治理中的决策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与匹配问题，强调了董事会在监督管理层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英美模式以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特征，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机制，如股票市场、并购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来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约束。在这种模式下，股东主要通过“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