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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的深度剖析与实践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且复杂，商业受贿罪已成为经济领域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对经济活动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危害。从市场秩序角度看，商业受贿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应凭借产品质量、价格优势、优质服务等参与竞争，然而商业受贿却使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行贿的企业获得本不应有的交易机会，排挤了诚信经营的企业。例如在一些工程项目招投标中，行贿企业通过贿赂评标人员，使其在评标过程中为自己提供便利，导致真正有实力、报价合理的企业失去中标机会，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商业受贿罪还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商业受贿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可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医药行业，药企为了将药品打入医院市场，向医院采购人员、医生等行贿，这些行贿成本会被计入药品价格，使得患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药价。商业受贿还会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当企业发现通过行贿比通过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更容易获取利益时，就会减少在研发和技术改进方面的投入，这对整个行业乃至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

从法律层面而言，对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完善法律体系。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变化，商业受贿的形式和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隐蔽化，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应对一些新型商业受贿行为时可能存在不足。深入研究行为要件，能够准确把握商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发现法律规定中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从而为立法机关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依据，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更有效地打击商业受贿犯罪。

研究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对维护经济秩序起着关键作用。准确认定商业受贿罪的行为要件，能够为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提供明确的执法标准和判断依据。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可以依据对行为要件的准确理解，准确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商业受贿罪，避免出现执法偏差和错误，确保法律的严格执行，有力地打击商业受贿行为，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以美国为例，其在《反海外腐败法》（FCPA）中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该法明确规定了商业受贿罪的主体，不仅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管等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人员，还涵盖了与公司业务相关的第三方代理人等。在行为方式上，将向外国官员提供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以获取或保留商业利益的行为认定为商业受贿。美国通过大量的司法判例，不断细化和完善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的认定标准。在著名的“西门子案”中，西门子公司为了获取海外项目合同，向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涉及金额巨大。美国司法机关依据《反海外腐败法》，对西门子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制裁，进一步明确了在跨国商业活动中，通过行贿获取商业机会的行为属于商业受贿的范畴，强化了对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的实践认定。

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规制。德国学者认为，商业受贿罪的客体不仅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还涉及商业活动中的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在行为要件方面，强调受贿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以及对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权的侵害。德国的司法实践注重从行为的目的、手段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实际影响等多方面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商业受贿罪。如果企业通过贿赂手段排挤竞争对手，获取了原本不应得的商业合同，即使贿赂金额较小，也会被认定为商业受贿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

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受贿现象的日益增多，学者们对商业受贿罪行为要件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在行为主体方面，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根据《刑法》及相关修正案的规定，商业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学者提出，对于一些具有特殊身份或地位，能够对商业活动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员，即使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应纳入商业受贿罪主体的范畴。在商业活动中，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如果利用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这种行为也应认定为商业受贿。

在行为方式上，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刑法》中规定的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及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展开。有学者主张，应随着商业活动形式的不断创新，对商业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进行更宽泛的解释。对于一些新型的利益输送方式，如提供虚拟货币、股权期权等非传统财物形式的贿赂，也应纳入商业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认定范围，以适应打击新型商业受贿犯罪的需要。在不正当利益的界定方面，国内学者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正当利益仅指违反法律、法规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