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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限度

内容提要：“国家消逝论”是冷战後西方终结主义思潮中较有代表性的一流派。本文在不否认民族国家意义的前提下，分析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限度问题。文章首先认为，目前关於国家是否消逝问题的争论，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问题不在於国家是否会消逝，而在於国家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究竟可做甚麽，不可做甚麽，能做甚麽，不能做甚麽。然後文章从全球市场与日渐出现的民间社会角度，就国家权利和行动能力，分析了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作用的限度。一、问题的重新提出

20世纪以来，几乎每隔20年左右的时间，就有一股反国家或否定国家的思潮。这股思潮认为战争混乱和萧条的罪魁祸首是国家，消除或用另一种组织取代国家，这个世界就会相安无事，永保太平。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种各样的“终结主义”(endism)(1)思潮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对主权国家能否组织未来的国际关系表示出怀疑，“国家消逝论”再度复兴，即为“终结主义”思潮之一种，如今，在英美一些学术刊物中，诸如残馀的(residal)、空心化的(boillowing)、式微(eclipse)、虚体(virtral)、失败(failed)、消逝的(withering)、等词，成为“国家消逝论”者修饰state的时髦词语。20世纪30年代，吉尔平曾将当时否定主权国家的思潮视为人们勾画未来国际关系的三种模式之一，即“处於困境中的主权”模式(sovereigntyatbaymodel)(2)。这种模式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分析、批判的意义。

近期对於国家的批判，如芬兰学者考斯肯尼米所概括的，分为“道德的批判主义”(MoralCriticism)和“社会的批判主义”(SociologieCriticism)两种。“道德的批判主义”者论定，“主权国家观念强化了国家的自私倾向，正是国家的自私自利行为，导致了20世纪频繁的暴力活动”，因此，我们应该用符合全球正义的行为取代满足私利的国家行为；而“社会的批判主义”者则强调，“相互依赖的局面是今天世界不争之事实，它已使得‘主权’这个概念变为虚构的幻想，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已使得中央政府在扮演使国民经济适应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经济变化的地位上边际化了，单个国家的努力也许远远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中的诸多跨国问题”(3)。另外，托姆．基廷在《国家与国际关系》一文中也指出，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中正受到来自规范和经验两种力量的夹攻，这个概括与考斯肯尼米的概括大致相同(4)。而政治学家拉瓦里在批判“国家消逝论”思潮时，乾脆认为对国家的攻击不止是规范和经验问题，“国家消逝论”是十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该思潮把国家的发展看作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国家被假定是因为功能需要而创设的，一旦国家不能满足特定的职能要求，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就要消逝。(5)然而，在我看来，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所有批判或否定国家的思潮，或者批判“国家消逝论”的主张，都未能接触到问题的要害。实际上，关於“国家是否消逝”这样的争论，在问题的提法上就错了，问题不在於国家是否会消逝或被其他行为主体所取代，而在於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位？或者是，在一个确定的国际经济社会中，国家到底可以做甚麽？不可以做甚麽，能做甚麽，不能做甚麽？国家行动的限度究竟在哪里？显然，如果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可以或不能做到的事看作是主权削弱甚至是国家消逝的标志，那麽我们就很容易对国家的前途产生悲观的看法，这种看法如果用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巨大的混乱和冲突。而且，从知识学角度看，纠缠在“国家是否会消逝”这样的问题上，根本不会於知识的积累与进步有任何意义。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於国家终究是否要消逝，也不在於国家在时空上是否会永存，而在於判断国家关系中的正确位置。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作为国家代理机构的政府，其在国内行动的限度，历来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6)。但是，对於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行动范围，他们关注得就远远不够了，而撇开这一点，我们就不可对全球化时代国家行动的确切范围有全面的认识，也无助於我们深入评估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国际背景入手，说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限制。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本文的写作前提。

第一，本文所说的国家，不是指近代以前各式各样的帝国、王朝，更不是指史前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特指从近代西欧兴起的主权的民族国家。欧式的民族国家组织形式是特殊的，初生时仅限於西欧，但是在今天，它已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承认和接受，因而其具有的普遍意义又是不容置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没有哪个民族在其国家的初始建构过程中未叁考或效仿西欧的国家样式，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组织程序或运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