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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肿瘤生物标志物：从研究洞察到应用展望

一、引言

1.1消化系统肿瘤的现状与危害

消化系统肿瘤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均居高不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必威体育精装版癌症负担数据，2020年全球消化系统肿瘤新发病例数占所有癌症新发病例数的25%以上，死亡病例数更是占到了肿瘤相关死亡总数的35%左右。在我国，消化系统肿瘤同样形势严峻，2016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约406.4万例，其中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肿瘤位居前五位，占癌症新发病例总数的很大比例；癌症死亡病例241.35万例，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居癌症死亡原因的前五位，占癌症死亡总数的69.3%。

消化系统肿瘤的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本身带来的身体痛苦，如疼痛、恶心、呕吐、消瘦等症状，还可能面临心理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困境。同时，消化系统肿瘤也对社会医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消耗，给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例如，结直肠癌作为消化系统常见的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在中国，结直肠癌的新发病人数仅次于肺癌，成为第二大癌症。结直肠癌的治疗往往需要综合手术、化疗、放疗等多种手段，治疗周期长，费用高昂，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许多消化系统肿瘤在早期症状不明显，患者确诊时往往已经处于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预后较差，生存率较低。以胃癌为例，进展期患者5年生存率低于30%，而早期患者5年生存率超过90%。因此，加强消化系统肿瘤的研究，寻找有效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对于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2生物标志物在肿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生物标志物作为肿瘤研究领域的关键要素，在肿瘤的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预后评估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早期诊断方面，生物标志物是肿瘤早期发现的“预警信号”。许多消化系统肿瘤在早期阶段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患者往往难以察觉，而传统的检查方法如胃镜、肠镜等，虽然是诊断消化系统肿瘤的重要手段，但存在一定的侵入性，部分患者可能因畏惧而不愿接受，且早期病变在这些检查中也容易被遗漏。此时，生物标志物检测凭借其简便、快速、微创甚至无创的优势，成为肿瘤早期筛查的有力工具。例如，甲胎蛋白（AFP）是一种重要的肝癌生物标志物，在肝癌的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研究表明，约70%-90%的肝癌患者血清AFP水平会显著升高，通过对高危人群（如慢性乙肝、丙肝患者，肝硬化患者等）定期进行AFP检测，可在肝癌早期阶段发现病变，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机。又如，癌胚抗原（CEA）在结直肠癌、胃癌等消化系统肿瘤的早期诊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CEA水平的升高往往早于临床症状和影像学改变，对CEA的动态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肿瘤的存在。一项针对结直肠癌的大规模研究显示，在结直肠癌确诊前1-3年，部分患者的CEA水平就已开始升高，这为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检测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变化，能够在肿瘤尚处于微小、无症状阶段时就发现病变，大大提高了肿瘤的早期诊断率，为后续的有效治疗奠定了基础。

在精准治疗方面，生物标志物为肿瘤的精准治疗提供了关键依据。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涉及多个基因和信号通路的异常改变。不同患者的肿瘤细胞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肿瘤对不同治疗方法的敏感性和耐药性。通过检测生物标志物，医生可以深入了解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特性，从而实现“量体裁衣”式的精准治疗。以胃癌为例，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是胃癌治疗的重要靶点之一。约10%-20%的胃癌患者存在HER2过表达或扩增，对于这部分患者，使用曲妥珠单抗等HER2靶向药物进行治疗，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期。一项大型临床试验结果显示，HER2阳性的晚期胃癌患者接受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与单纯化疗相比，中位总生存期从11.1个月延长至13.8个月。此外，在结直肠癌的治疗中，KRAS、NRAS、BRAF等基因的突变状态是决定是否使用抗EGFR靶向药物的关键因素。对于KRAS、NRAS野生型的结直肠癌患者，使用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等抗EGFR靶向药物可取得较好的疗效；而对于存在KRAS、NRAS或BRAF基因突变的患者，使用这些药物不仅无效，还可能带来不良反应。因此，通过检测生物标志物，能够准确筛选出适合特定治疗方法的患者，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和不良反应，提高治疗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在预后评估方面，生物标志物是判断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