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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刘勰赋学思想：渊源、内涵与影响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刘勰，这位诞生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杰出文学理论家，以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不朽地位，被誉为“文论泰斗”。他出身贫寒，自幼失去父亲，但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顽强的毅力，发奋读书，在定林寺跟随僧祐学习佛经和文学理论，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那个佛教盛行、骈体文流行的时代，文学风格追求华美，注重修辞技巧。刘勰的《文心雕龙》应运而生，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构建了一个庞大且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中，他的赋学思想在这部著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其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其历史源远流长，创作始于战国，成熟于两汉，绵延千年。它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以其独特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表现手法，在古代文学的长河中独树一帜。从先秦两汉时期，赋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屈原之作“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可见赋在当时具有讽谏和表达个人情感的作用。由《汉书?礼乐志》“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班固《两都赋序》可知，作赋与汉代礼乐建制相关，赋家是礼官、郎官，无论是文学侍从，还是朝廷礼官，无论是献赋娱戏，还是美颂讽刺，都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郊祀、畋猎、宴客、纪行等等活动都会作赋纪之。王褒之《洞箫赋》与宣帝兴礼乐有关，王学军在《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中指出这篇赋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汉书?文苑列传》载祢衡在黄射宴会上应他人要求作《鹦鹉赋》以“娱嘉宾”。曹植《铜雀台赋》开篇即写到“从明后而嬉游兮，登层台而娱情”，是奉君父之命宴游即席而作。魏文帝《寡妇赋序》中提到自己感阮瑀早亡作此赋叙其妻子之悲苦，并令诸臣同作，王粲与魏文帝之《寡妇赋》是君臣唱和的成果。袁宏应桓温命即席作《北征赋》，其《东征赋》篇末列称过江诸名德，不载桓彝引桓温忿疑，不及陶侃致其子狭室中兵刃相向。这些材料提示我们辞赋创作常与社会、人生相联，着眼于“审美性”的诠释效用有限。若暂且抛开“审美”和“实用”的划分，考察作赋的历史语境，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作赋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作赋并非仅出于审美需要，读者读赋也并非纯欣赏其艺术性；赋还是一种交流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交际作用。

刘勰之前，关于赋的论述虽有不少，但大多零散且不成系统。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诠赋”篇为核心，结合其他相关篇章，对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不仅追溯了赋的历史渊源，梳理了赋的发展脉络，还深入剖析了赋的性质、价值、创作技巧以及表现形式等关键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且深刻的见解，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赋学理论体系。

研究刘勰的赋学思想，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通过探究他对赋的本质、特征以及创作规律的阐释，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例如，他强调赋要“体物写志”，这一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追求，与先秦两汉儒家思想强调“诗言志”有着内在的关联，都注重文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的表达。同时，他的赋学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思潮，为我们研究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风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从文化层面来看，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道德等方面的信息。刘勰的赋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挖掘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例如，他对赋的教化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通过研究刘勰的赋学思想，我们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窥探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促进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当今时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为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刘勰的赋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瑰宝，依然能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对文学创作中情感表达、形式创新以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探讨，对于解决当代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2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及相关文献的深入剖析，全面、系统地梳理刘勰的赋学思想，挖掘其思想内涵，探讨其理论价值，进而揭示其在中国古代赋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深远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解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刘勰如何界定赋的性质：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其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论家的论述中存在差异。刘勰对赋的性质有着怎样独特的理解？他是如何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