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docxVI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于1991年9月对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70余平方米，清理残房址四座，出土一组单位明确、特征鲜明的陶器，令人关注（见《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以下简称《遗址》）。

山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过去做得比较少，这次发掘虽然揭露面积较小，出土物不十分丰富，文化面貌反映得也不够全面，但遗存（主要是陶器）表现出的特征引人注目，对研究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通过对该遗存的分析，对其时代，文化性质和文化关系等问题作进一步讨论。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

马家小村遗存的年代与性质，《遗址》初步认为Fl—F4基本为同一时期遗存；年代为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期；颇具庙底沟文化作风。

由于马家小村遗存的成份构成比较复杂，所以有必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一）F1-F4不存在任何地层叠压和打破关系。考察其年代关系，只能通过类型学的比较研究来认识。

为便于比较，我们将Fl—F4出土陶器按单位依类划分制出对照表（见下表）。

由表中可知，Fl—F4均含宽彩带钵、敛口钵；Fl—F3含折沿夹砂罐.F3,F2含尖底瓶、叠唇盆，敛口罐；F2、F1含宽沿有彩灰陶盆；Fl,F3含红陶黑彩卷沿盆《遗址》未发表线图，是因为标本仅口沿部分）。此外，F1出土一件“四系瓮，F3出土一件“四系罐”，器类虽不同但均为“四系”。

该遗存陶器组合中最主要的器形为钵类、尖底瓶和折沿夹砂罐。前、后两类于四单位中多共出，唯尖底瓶只出于F3和F2。尖底瓶有两种，一种为重唇口，只F2出一件；另一种数量较多，F3复原一件，壶口，尖底，腹饰桥状耳一对，底较钝，饰线纹，F2也出两件（除重唇口瓶），其中一件除器口残外，余部形制特征均同于F3瓶，由此可推知F2这件尖底瓶的口部也是壶形口（图一，2、3）。

纹饰皆以线纹为主，另有素面、彩陶、绳纹和少量弦纹，不见篮纹。彩纹均以黑彩为主，褐彩也占一定比重，纹样有宽彩带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F3因出土物较其它单位丰富，彩纹还有钩叶、專边三角、半月和垂弧形等纹样。’

陶质都存在泥质、细泥和夹砂陶，颜色以红和橙色为主，另有少量灰陶。

制法均手制，用泥条盘筑和套接法，器表的按压纹样（条状和食指大小的平行凹坑）如出一辙（见《遗址》图版贰，6,图版伍，5）。另外桥状耳较发达（JS《遗址》图五，4；图六,2,图八,1、2、3、6）。

F1-F3都是半地穴式房子，形状可辨的F3和F?,均为圆角长方形，室内地百及墙壁均涂草拌泥并经焙烧。结构完整的F1灶址火塘同门道相通、火塘口铺石块的现象和F3颇似（《遗址》图二、图三）。其建筑风格是一致的。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尤其是陶器的共存现象，我们难于将它们区分出早晚来。亦即F1—F4基本同时。

（二）马家小村遗存的大部分陶器特征同我们熟知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期①遗存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窄条带彩纹敛口钵、叠唇盆、红陶黑彩卷沿盆、敛口夹砂罐同晋南庙底沟期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黑彩为主，母题图案为弧边三角、圆点纹彩陶以及普遍施用线纹皆为庙底沟期文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该遗存存在较多的宽彩帯钵（有的为圜底）和无彩圜底钵（少），也出有底较钝的尖底瓶。在陕晋豫地区若将半坡遗址第二期、庙底沟遗址第一期和半坡遗址第四期（包括西王村三期）②分别作为仰韶时代早中晚三期的话，马家小村遗存的宽彩带钵和尖底瓶（尖底部分）则分别与仰韶时代的早期和晚期相似。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看似较早和较晚的器形却同属庙底沟期的器物和彩陶共存（F3最为典型）。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

宽彩带钵与具有庙底沟期特征的陶器共生于马家小村遗存并非孤例，在内蒙古中南部清水河白泥窑子“第一种文化”F13和河北曲阳钓鱼台的遗存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器物在中原地区消失的较早，而在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较长（无彩圜底钵也应是这样）。泥质红陶或橙色陶的尖底瓶，尽管底较钝，但器表都饰以线纹，该单位（F2）还出有一件带有庙底沟期特征的重唇口尖底瓶④。表明该类器物绝不会到仰韶时代晚期。

由此可见貌似早或晚的器物与庙底沟期遗存伴出只是区域不同所致，而不是年代上的差别。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原地区宽彩带钵和尖底瓶的序列并不完全适用于其它地区。

马家小村遗存的年代和清水河白泥窑子F1、蔚县三关下层遗存基本同为仰韶时代中期，是这个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庙底沟期遗存。考虑到圜底器和折沿夹砂罐的情况，我们认为F1-F4的具体年代与庙底沟遗址第一期中偏早的单位同时或略早⑤。

（三）一种考古学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同其它考古学文化发生一定的联系。表现在某一遗存中即存在多种文化因素，而这些文化因素则是我们衡量或判定其文化属性的依据。

马家小村遗存至少存在三种文化因素：

1,尖底瓶（重唇口瓶的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