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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围城》有感

方鸿渐这个人，其实早就在围城里头死了。他活着，像一具还呼出些微热气的躯体，在围城之中缓缓踱步，只是被命运的绳索拖拽着向前走罢了。钱钟书先生冷冷地剖开他的躯壳，而余华若来操刀，怕是要更彻底些——不是剖开，而是用粗钝的刀锋一点一点割裂开来，让那早已凉透的血水，一滴一滴流尽了方休。

方鸿渐的血是凉的。他自海外归来时，便已带了一具无魂的躯壳。那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轻飘飘的纸片，却已是他生命里最重的一件东西了。这假文凭不是敲门砖，倒成了他为自己掘墓的第一铲土。方鸿渐如同《活着》里的福贵，明明活着，却早已被生活无声无息地剥走了魂灵。福贵在亲人的尸骸旁挣扎，方鸿渐则是在虚妄的文凭与空洞的体面中消磨着生命。他们活着，却如行尸，被命运推搡着向前，连挣扎的力气也耗尽了。

方鸿渐的血，凉在苏文纨的冷笑里，凉在孙柔嘉的算计里，凉在一切虚情假意里。他像一只在感情泥沼里打滚的猪，苏文纨的“矜持”是沼泽上浮着的薄冰，孙柔嘉的“温柔”是底下更深的淤泥。他笨拙地滚进去，沾一身洗不掉的腥臭与冰凉，却连挣扎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可笑。余华笔下的人物，在苦难里常有一丝粗粝的生命蛮力，福贵尚有对“活着”本身的执拗，而方鸿渐呢？他的情爱，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热望，只剩下算计与自欺，像一团冰冷的死灰，连半点复燃的可能也无。

婚姻这座城，钱先生用刻薄的笔锋勾画它的虚伪，若换作余华，或许会展现它更为狰狞的面目——它不只是围困，更是无声的绞杀。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结合，仿佛两只瑟瑟发抖的寒鸟，挤在一处，却只感到更深的冷。他们在窄小的屋檐下，将彼此的体温也耗尽，把日子熬成冰冷刺骨的汤药。孙柔嘉的眼泪不是珍珠，倒像是酸液，腐蚀着方鸿渐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争吵与冷战，如同《兄弟》中李光头与宋钢后来那令人窒息的隔阂，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的灵魂却隔了千山万水。方鸿渐的“家”，比余华笔下那风雨飘摇的茅屋更为寒冷——那茅屋至少还有一丝人间的烟火气，而方鸿渐的围城，连这点温热也彻底封死了。

方鸿渐的灵魂之死，早在婚姻之前便已悄然完成。他像一只被抽空了骨血的皮囊，在三闾大学的泥潭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那点知识分子的清高，薄得像一层窗户纸，被李梅亭、高松年之流轻轻一捅便稀烂。余华若写方鸿渐的课堂，怕是不会写他如何尴尬地讲课，而要写台下学生空洞的眼神如何汇聚成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如同《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卖血换来的那盘炒猪肝，看似珍贵，实则脆弱不堪，只消现实轻轻一碰，便化为齑粉。

方鸿渐在围城里的跋涉，每一步都踏在虚无之上。他的人生如同一个巨大的、荒诞的讽刺。那张假文凭是他人生唯一的“实绩”，却偏偏是他最沉重的枷锁。他的爱情、婚姻、事业，无不建立在这流沙般的基础上，终将塌陷。余华最擅长写的，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荒诞——如同《活着》里福贵一次次埋葬至亲，方鸿渐则是在埋葬自己的热情、尊严与希望。他活着，却如影子般在围城中飘荡，既无法真正进入，又无力彻底挣脱。这围城，便是他无可遁逃的荒诞剧场，他既是唯一的演员，也是唯一的观众，更是唯一的祭品。

方鸿渐的血，终究是流尽了。他或许没有倒下，但灵魂早已在围城中窒息。钱钟书先生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这个时代的病灶，而余华式的笔触，会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那病灶深处溃烂的肌理，闻到那生命无声腐烂的气息。

围城，方鸿渐的围城，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上的困局？钱钟书先生将这座城筑得精致而刻薄，余华若来，大约会将城砖一块块拆下，让我们看清那砖缝里渗出的暗红血痕。我们笑方鸿渐，笑他懦弱，笑他虚荣，笑他可笑，可这笑声里，何尝没有我们自己的回音？当我们汲汲于文凭、地位、婚姻这些外在的“城”，当我们被时代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向前，我们的血，是否也正在一寸寸凉下去？

方鸿渐死在围城里了。他死的时候，大约很安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棺材板盖上的那一刻，围城里，新的婚礼鞭炮正噼啪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