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_九边_的募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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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卫所制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军有定额的军事体制，然而随着军户世袭制的废弛，军人大量逃亡，卫所士卒出现了严重缺额。明代中后期在九边兴募兵制，招募对象中有一类为土人。土兵具有天然的作战优势，又有保护家园的迫切愿望，其招募最先盛于陕西一带，后扩展到辽东。土兵可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然而由于明廷往往选其精锐编入卫所，原来为土民者被迫脱离土地，甚至远赴别卫，背井离乡，由此引起土人不满，自愿应募者减少。加之训练无素，导致土兵战斗力下降，未能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最终“辽人守辽土”“土人守边”的设想落空。

唐代府兵制衰败后，改行募兵制，北宋承之，招募对象中即包括土人，“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国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1]。土兵之名在此时已出现，“州郡有禁卒，有壮城，有厢军，有土兵”[2]。其性质为地方招募的地方军，故又称土军。明代亦存在此类土兵，其性质更接近于内地的民壮，属于民兵的一种。如《双槐岁钞》曰：“边军有三等，在本镇为本兵，调自他镇为客兵，边民应募及原点民壮为土兵。”[3]《康济谱》中谈明代兵制：“国朝以郡邑治编民，以卫所统军伍，世以田给之者为屯兵，月以饷给之者为战兵，简土兵之壮者日廪而备之曰民兵，募他方之杰者缓急而用之曰客兵。”[4]又据《明史》载，明制“军卫而外，郡县各有民壮，边郡则有土兵，多出于召募。其事始于正统二年，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分隶操练”[5]。明代前中期边患重在西北，而土兵的招募亦最先盛于陕西一带，此后募兵制进一步发展，辽东等地亦纷纷招募土兵，土兵成为北边一种重要的军队类型。学界对明代募兵制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6]，如梁森泰《明代“九边”的募兵》一文将明代中期、后期九边募兵的情况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雇佣兵的概念。本文除梳理北边招募土兵的规模外，拟着重对该群体的生活、训练情况作进一步探究。

一、招募土兵的由来及其发展趋势

明代随着世军制的衰落，卫所严重缺员，为了补充兵力，早在宣德十年（1435）就开始募兵，明英宗谕令：“凡一应人等，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其赴官自陈，即关与糇粮、兵器并绵布二匹，以俟调遣。”[7]关于明代招募土兵的起源，明人多认为始于成化二年（1466）延绥巡抚卢祥的建议。据《菽园杂记》记载，当地守臣认为边民骁勇善战，“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人，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使者”[8]。明宪宗遂令卢祥在延安的绥德州、葭州，庆阳的宁州、环县等地，“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官，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得壮丁五千余名，委官训练听调。此陕西土兵之所由始也”[9]。

然而，此前北边已有以“土兵”为名的招募，只是与民兵的管理不同，需收入卫所寄管。天顺元年（1457），户部尚书沈固建议佥选边民入卫：“沿边民丁多者，宜选三丁朋当土兵一名，卫所带管，二丁供给。”明英宗赞同其说，认为内地班军轮番戍边无益于事，不若边民谙晓“虏情”，遂敕令辽东至甘肃一带“不分军民舍余人等，有愿与朝廷效力者，许其自报，收附近边卫寄管，令作土兵名色”[10]。此次招兵之令不久便付诸实施。据辽东都司报称开原、铁岭、泛河、海州、广宁等处得土兵909人，收于附近卫所[11]。天顺二年五月，大同游击将军石彪奉命募到土兵645名[12]。显然明代君臣已认识到边人可用，欲募边民入伍。天顺五年十月，副总兵冯宗、都御史王竑等会奏：“关陕之地风气刚劲，俗尚武节，多有智谋勇敢之人，乞出榜召募。”[13]此二人当时正奉命率京兵于陕西抵御蒙古，遂于阵前提出招募之议。

成化至嘉靖前期，北边土兵的招募渐成增长趋势，有数次较大规模的招募，是募兵制实施过程中土人得以重用的时期。除成化二年招募土兵约五千名外[14]，弘治十一年（1498），兵部奏准，令巡抚于庆阳、延安二府并绥德、延安、榆林、宁夏中等卫地方招募壮勇，宁夏、榆林各三千名，有愿充正军者编入卫所[15]。十三年，募西北诸边勇壮之人编入行伍，每处招募限定最低人数为5000名[16]。十四年，光禄寺左寺丞刘宪、太仆寺少卿王质奉敕于延绥募得兵10376人，宁夏得11000人[17]，这是明代中期以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招募土兵。除陕西一带大规模招募土兵外，其他地方亦陆续开展招募活动，如弘治十四年大同“新募土兵九百余名”[18]。弘治十四年开始的这次招募在明代募兵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嘉靖十一年（1532）兵部尚书王宪称“弘治间曾行招募，颇得其用”[19]。

正德以后继承了弘治时期招募土兵的做法，并逐渐重视从中选拔精兵。初期主要精选弘治十四年来招募的土兵入伍，正德五年（1515）延绥镇巡官奏准，“旧有招募土兵一万三百余名及归农舍余一千一百余人，宜行各官于土兵内精选五千人，收发各卫，编伍食粮，以备战守”[20]。正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