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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国内《白虎通义》研究的深入与创新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20世纪90年代国内《白虎通义》研究的新气象和新特点。这一时期，《白虎通义》研究在考据学和中医学等领域不断深化，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展现出诸多新意。同时，《白虎通义》研究开始与新儒学、训诂学、礼教阐释、政治学等研究方向相结合，探索出诸多新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白虎通义》考据学中医学新儒学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在各领域的深入发展，国内《白虎通义》研究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研究的持续深入。学界持续开展《白虎通义》的考据性研究，并探讨其在中医学研究领域的思想意义。二是研究的突破创新。学界开始从宏观层面重新审视《白虎通义》的定位问题，并尝试从新儒学、训诂学、礼教体系，乃至政治学的角度对其历史意义进行再思考。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在既有领域取得了诸多新发现，也逐步摆脱了传统史观的纷扰，走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历史研究体系，为后续的学术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白虎通义》研究的深入

（一）《白虎通义》与考据学

考据学承乾嘉之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迎来新的发展。1996年，正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的雷戈发表《班固与〈白虎通德论〉之关系考》一文，深入探讨东汉史学家班固与经学著作《白虎通德论》之间的关联。［1］作者通过详尽的古代文献分析，揭示了班固在此书编纂中的具体角色及相关历史背景，澄清了关于班固与《白虎通德论》关系的学术误解。

首先，文章梳理了彼时学术界在班固与《白虎通德论》关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及分歧。争议主要集中在《白虎通德论》与《白虎通义》是否等同，以及班固在编纂此书时的具体贡献。其一是“一书两部论”，即《白虎通德论》应被分割为《白虎通》与《功德论》两部分。其二是“两书论”，即将《白虎道德论》与《白虎通义》视为同一著作。其三是“伪书论”，即将《白虎通义》定义为伪书。其四是“帝撰论”，即强调《白虎通德论》并非班固所著，而是由汉章帝亲撰而来。作者基于对文本的细致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通假论”，“通义”可能为“议奏”的误写。他通过与《后汉书》等历史资料的比对，发现班固与《白虎通德论》并无两汉文献的直接支撑。

其次，作者还对章帝的著书动机进行了合理推测，假设章帝因在白虎观会议上对参会儒者产生反感，决定亲自编撰或委托他人编撰经学法典，以统一经学思想并推广古文经学。

再次，作者尝试“以人观史”，深入厘清班固与《白虎通德论》的关系。他认为班固并非纯粹的经学家，其所撰经学典籍应为《功德论》，而非《白虎通义》。但后世的《白虎通义》则主要以《功德论》为基础而成。

作者的研究在古籍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历史背景、学术流派及个人经历等多个分析维度，探讨特定历史时期作者的特定思维，产生了诸多创新性阐发。其最大的创见即对《白虎通德论》的新解读，认为其实际上是章帝委托班固所撰，且内容更接近于《功德论》，可谓自成一派。

然而，该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部分推论基于不完整的史料，可能导致论证存在盲点；另一方面，诸多观点建立在“推论的推论”之上，未必能获得学界的完全认同。但总而言之，其创新的研究方法、鲜明的学术观点仍值得高度肯定和借鉴。

次年，雷戈再次发表《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该文系统考察了白虎观会议的具体日期，并据此提出《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当为两本独立著作的创新性见解。［2］作者认为，历史上的白虎观会议不应单指一次，而应包括明帝永平元年会议及章帝建初四年会议。这两次会议分别诞生了《白虎通义》和《白虎议奏》两部著作，但后人多将二者混为一谈。

同时作者指出，两本著作的编纂过程及内容存在差异。《白虎通义》以《谷梁传》为理论依据，对古文经学有一定阐发；而《白虎议奏》则仅记录白虎观会议的讨论内容和结果。尽管两本经书在编纂背景、目的和具体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白虎观会议的巨大历史影响不容忽视。

该文的创新点较多。一是对白虎观会议次数的重新认定，文章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辨析，提出白虎观会议并非只召开过一次。二是对《白虎通义》与《白虎议奏》关系的澄清。文章清晰地区分了《白虎通义》和《白虎议奏》的编纂背景、目的和内容差异。三是对古文经学发展脉络的梳理。文章通过白虎观会议，梳理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从发展到传播再到官方支持的整个脉络，为理解东汉经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白虎通义》与中医学

1991年，甘肃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的申秀云在其导师、我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张伯讷的指导下，细致探讨了《黄帝内经》与《春秋繁露》《白虎通》三部古籍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异同，并著文《〈内经〉与〈春秋繁露〉、〈白虎通〉中阴阳五行学说的比较研究》。［3］

作者认为，尽管这三部典籍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观点上一脉相承，但在具体应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内经》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医学理论紧密结合，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