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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退出机制保障市场主体权益

完善退出机制保障市场主体权益

一、完善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基本原则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是保障经济活力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当前，部分企业因经营不善、市场环境变化或政策调整等因素面临退出需求，但现有退出机制存在程序复杂、成本高昂、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导致“僵尸企业”堆积、资源浪费和债权人利益受损。完善退出机制的核心在于平衡效率与公平，既要简化流程、降低退出成本，又要充分保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一）简化退出程序与降低制度性成本

现行企业注销、破产等退出程序涉及多部门审批，流程繁琐且耗时较长。例如，部分企业需完成税务清算、社保清缴、债务清偿等多环节，任何一环受阻均可能导致退出停滞。未来应推动“一网通办”平台建设，整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部门数据，实现退出流程线上化、标准化。同时，可借鉴“简易注销”试点经验，对无债权债务或债权债务关系清晰的小微企业，缩短公告期并免除清算组备案等环节，将平均退出时间压缩至15个工作日内。此外，应规范中介服务收费，避免因第三方机构收费过高变相增加企业退出成本。

（二）健全破产保护与债务处置制度

破产制度是市场主体退出的重要法律途径，但实践中存在“破产难”现象。一方面，需完善破产重整制度，允许具有经营价值的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资产剥离等方式恢复生机，避免直接清算导致资源浪费。例如，可引入预重整机制，在法院受理前由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制定重整方案，提高重整成功率。另一方面，需优化破产财产分配规则，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社保等民生债权，同时明确担保债权与普通债权的清偿顺序，减少争议。对于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空壳企业”，可建立快速破产通道，通过简化债权人会议程序等方式加速出清。

（三）强化股东与高管责任追溯机制

部分企业利用退出机制逃避债务或转移资产，损害债权人权益。对此，需在法律层面明确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管的连带责任。例如，对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股东，可要求其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对恶意注销、虚假破产的企业责任人，应纳入信用并限制其再次市场准入。此外，可探索“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在退出阶段的适用，对滥用法人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追究个人责任。

二、政策协同与多方参与的实施路径

完善退出机制需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多方协作，通过政策引导、保障和社会监督形成合力。

（一）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监管优化

政府部门应统筹退出机制与产业政策调整。例如，对产能过剩行业建立差异化退出指引，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低效企业主动退出。同时，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企业退出风险预警系统，对连续亏损、欠薪欠税等高风险企业进行动态监测，提前介入引导有序退出。此外，可设立企业退出援助基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员工安置等专项支持，降低退出过程中的社会成本。

（二）机构的专业化能力建设

法院作为破产程序的主导者，需提升破产审判效率与专业性。可推动设立破产法庭或专门合议庭，集中审理破产案件，统一裁判标准。同时，推广“执破衔接”机制，对执行不能的案件依法转入破产程序，避免执行僵局。在实践中，可引入市场化管理人制度，通过竞争方式选任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参与破产管理，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对于跨境破产案件，应加强国际协作，承认境外破产程序的效力，保障跨国债权人平等受偿。

（三）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的服务赋能

行业协会可发挥信息枢纽作用，建立行业退出案例库，为企业提供参考模板。例如，针对餐饮、零售等高频退出行业，制定标准化退出操作指南，涵盖合同解除、会员退款等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中介机构则需提升服务质量，开发“破产预评估”工具，帮助企业提前研判退出风险与路径。此外，可鼓励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参与企业资产核查，为债务清偿提供公允价值依据，减少利益相关方争议。

三、国内外经验借鉴与本土化实践

从国际经验和国内试点中汲取智慧，有助于构建符合国情的退出机制。

（一）破产保护与重整经验

《破产法》第11章赋予企业自动中止债务追偿的权利，为企业重整提供喘息空间。其“债务人占有”模式允许原管理层继续经营，避免资产贬值。同时，通过破产法院与证券交易会协同监管，确保重整计划信息披露透明。我国可借鉴其灵活的重整工具设计，例如允许企业发行新股抵偿债务，或通过“出售式重整”剥离不良资产。但需注意防范债务人滥用重整程序拖延债务履行，可设置重整期限并引入债权人监督会。

（二）德国破产早期预警与员工保障机制

德国《破产法》要求企业在出现资不抵债迹象时，董事会有义务及时申请破产，否则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有效遏制了“延迟破产”现象。此外，德国设立破产工资保障基金，在企业无力支付时垫付员工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