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之困境及启示（现实批判）.docxVIP

摘要：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它的理论来源是韦伯的技术合理性思想和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崇拜的忧虑，面临着理性的崩塌和解体、人类精神的分化，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但是都有着相似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抽象性、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决定论色彩和简单化思维。为了克服上述理论误区，必须扬弃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方式，理解人类实践中的二元对立的深层根源，既要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也要对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不能进行抽象批判，而要深入历史;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不能对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不能片面地褒奖一方而贬低另一方，要清楚二者各有各的优缺点，都不是绝对的。技术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重新融合，一定要在人类实践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实践的二元论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第二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以技术理性批判为核心，以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与性格结构批判为主要内容，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意识文化层面进行总的批判。这几个主要的批判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文不打算过多地复述这些批判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基于其内在理路和理论困境，提出一些深层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技术理性批判的起源:理性的降格与分裂

理性是西方哲学中最为复杂、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众多，旨趣不一，对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方向，其范式起源，当在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那里去寻找。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总批判。在19世纪，批判的方向主要侧重于经济、政治层面。20世纪，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在经济和政治系统后面，还有庞大的文化系统。卢卡奇首先指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预示着理论和实践出现分离的危险。葛兰西随之提出了系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的思路。文化批判和意识批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理论方向。

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和启示是非常明显的。技术理性这一概念就可以看作受他的理论影响而产生的。韦伯认为，合理化是现代思维方式的特点，西欧自宗教改革以来，经历了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他用“祛魅”来说明这一合理化过程的实质:“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除巫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29。西方传统哲学追求宏大的、无所不包的、整全统一的大写的理性概念，在现代思想中已经崩塌，导致人类精神的分化，大写的理性分化和缩减为小写的“合理性”。

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做出了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前者只关注行为的结果或目的，后者只关注信仰和价值。这两者都是片面的，前者在形式上是合理性的，但是又有着实质上的非理性的一面，后者在实质上是合理性的，在形式上又是非理性的，二者互相补充、彼此平等、不可偏废[2]40、56。技术理性批判是从韦伯对合理性的二分法中发展而来，精确的称呼应该是“技术合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的兴起是和20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后的现实相伴随的。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层面，也渗透到管理体制、人文学科以及人类精神的诸多层面。一切问题都有着化约为、转换为技术问题的倾向。美国的控制论专家卡恩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开了一张清单，其中包括大批控制个体行为的技术，比如监视技术、控制个人和组织行为的技术、刺激大脑兴奋的技术、反暴动技术及控制疲劳、感情、情绪、幻想的药物[3]75。科学技术给人类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对未来的上述想象，刺激了哲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进行反思。科学技术批判思潮包括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在这股趋势之中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技术理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贯穿始终，但是具体表述各自不同，思路上也有着差异。主要的代表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其侧重点互有异同。

《启蒙辩证法》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开始，探讨现代文明的本质，启蒙的目的是“为世界祛魅、瓦解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4]3，但理性自身却取代了神话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