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类遗址的文化记忆研究--基于田野调查与网络数据分析.pdfVIP

内容摘要

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的教育命脉，众多学校内迁至陪都重庆，沦陷区不甘

附逆的知识分子也随之西迁。抗战结束后，学校迁回原址，寓居重庆的知识分子

也纷纷离开，留下的大量学校、科研院所、名人居所等建筑，成为后人回忆抗战

历史、感悟精神文化的线索。斗转星移八十载，仍有迹可循的建筑已然不多，本

研究将这些尚存的建筑统称为文化教育类遗址，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如

何构建起有关重庆抗战历史的文化记忆。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当前重庆文化教育类遗址的保存情况，分析其在国家层

面、地方层面、学校层面及个人层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为了更好地分析遗址的深

刻内涵，本研究采用Mapping分析法探寻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并在此基础

上将四散分布的文化教育类遗址构建为一个集群，阐释其“分摊话语，综合表述”

“构建空间，塑造记忆”“扩展内涵，凝聚文化”的意义所在。从文化教育类遗

址的根本作用来看，以遗址为物质载体的“记忆之场”通过文字、图片、文物等

方式“再现”历史，塑造公众对过往的想象，以此强化公众的历史认知、国族意

识，进而增强其身份认同，最终达到建构文化记忆的目的。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着重从情感维度分析文化教育类遗址对文化记忆的建构

逻辑。研究以在社交媒体平台采集到的UGC数据和在遗址纪念馆中发现的《游

客留言簿》中的信息作为分析文本，利用ROSTCM6进行词频统计和语义情感

倾向分析。根据统计出的高频词和笔者的现场调研，本研究总结出了“战时教学

环境”“战时院校西迁”“战时科研发展”“战时教育理念”和“战时文学抗争”

五个抗战想象的主题。此外，语义情感倾向分析发现，参观遗址时观者主要表现

出的是积极情绪，其次是中性情绪，消极情绪占比最低。结合文本特征进一步分

析积极和消极两种属性的情绪表现出的典型情感，其中积极情绪主要表现为爱国

之情和敬佩之情，消极情绪则主要表现为惋惜之情。公众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记忆

关系密切。首先，公众在长期以来的学习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记忆，这

些如同认知框架般的文化记忆会影响他们对遗址的情境定义，从而引导公众的情

感。同时，观者的情感体验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历史认知，从而促使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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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发展。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教育类遗址开始向网络空间延伸，本研究的第

三部分即在此语境下展开。研究介绍了二维码接口、数字纪念馆、直播“云”参

观三种典型延伸形式，它们分别从“扩大”遗址现场、“复制”遗址空间和变革

参观方式三个角度展示了文化教育类遗址向网络虚拟世界的变迁。除此之外，在

社交媒体平台，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连结性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人的体

外记忆装置，如同一个虚拟的储存器，记录着公众对于文化教育类遗址的相关记

忆。这是互联网时代下公众的一种记忆方式，这种方式也构建起了诸多独特的网

络记忆场。同时，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为长期保存与抗战文化教育历史相关的“交

往记忆”带来了希望。并且，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高、传播面广等特点，能够使

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记忆。而当这些在主流历史记忆之外的、闪着微弱光芒

的个人记忆能被更多人获知，则为构建、发展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了文化记忆建构的线上与线下连结。现实中的遗

址纪念馆与互联网记忆空间并非完全割裂的，通过构筑纪念场所、整合记忆叙事、

“生产”记忆公众，两者能够双向互连，共同作用，以实现文化记忆的线上线下

连结。这种双向连结的作用在于，既可以使构建文化记忆的内容结构更加丰富，

又可以使其叙事结构更为完整。

学界对纪念遗址的关注和研究并不稀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纪念遗

址中具有特殊性质的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类遗址作为研究对象，以此锚定中国抗战

历史中以“教育救国”为核心展开的历史记事。理论创新方面，本研究从“文化

记忆”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文化教育类遗址的重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引

入集群理论思想，通过整合遗址、媒介、空间等要素，从更宏观的视角分析遗址

对文化记忆的建构作用。此外，本研究还从记忆场所、情感体验、互联网等视角

切入，以新颖的视角呈现和分析这类遗址，同时拓宽文化记忆的讨论范畴。本研

究的方法创新在于，综合运用现场调研、半结构访谈、Mapping和语义情感倾向

分析，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选用相应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对研究问题的解释力。

关键词：文化教育类遗址；文化记忆；集群；情感体验；网络记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