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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阀制度与学阀传统

虚待斋主子

???第132期《西湖评论》有一篇《细品〈西湖评论〉》的文章，是一位读者写来的对辩论的感想。我读完之后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代表相当多的一部分读者的看法。我也是《西湖评论》的一个一般读者，也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和同是读者的破月探讨一下他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学问分子大多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至少我内心深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确很有见地。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学问分子都养成了明哲保身的习惯？为什么中国的学问分子都缺乏表达自我的志气？破月君也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寻一下缘由，你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呢？

我觉得根本缘由就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严酷残忍的学阀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学阀传统，在很多历史时期都牢牢禁锢着学问分子的思想，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那些敢于表达自我的学问分子，轻则丢官受罪穷困潦倒，重则招来杀身之祸，甚至被诛灭九族。我觉得须要创立一门分支史学，就是《中国学阀史》（或许已经有了，只是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应当对中国古代的学阀制度，进行深化的探讨。我现在就试着勾画一下“中国学阀史”的主要轮廓，线条很粗，只怕还很不全面很不精确。

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诸侯纷争、烽火连天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伟人倍出的时代，那个时代无疑是没有学阀的。那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忙于斗争，没有精力理睬学问分子的各种学说，更不谈不上迫害学问分子。他们还须要搜罗政治、军事、外交等很多方面的人才，才能在战乱纷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没有被禁锢过，也是无法禁锢的。你这个国家想禁锢某某人的思想，某某人立刻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宣扬。

中国历史上迫害学问分子的第一人，是秦始皇。他迫害的第一个学问分子，是韩非。而他之所以要杀掉韩非，正是因为他接受了韩非的法家思想。法家有一个思想，就是君主确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会听从吩咐，不会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这一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杀掉了韩非本人。而等他统一了中国之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践这一思想，那就是焚书坑儒，把学问分子的全部思想，都埋掉烧掉。

秦朝很快灭亡，接下来的汉朝统治者，比秦始皇要聪慧。他们发觉像秦始皇那样把全部的思想都歼灭掉，不是聪慧的做法。人长了脑子就要思想，你不让他思想是不行的；何况有的思想还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用价值。他们意识到：禁锢臣民的思想不应当是禁止他们思想，而是灌输给他们有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让他们在自己划定的范围内去思想。这就像应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抗拒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华蜜，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学问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的书到了汉朝，就被尊为“经”，而其他诸子百家，只能称为“子”。在汉朝，要想做官就必需“治经”，就是要弄通一部儒家的经书。皇帝还常常召集学问分子开会，让他们相互辩论，但辩论的主题只能是一个：经。谁辩论得好，谁就会被皇帝重用。辩论的时候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只能引用经书上的话。皇帝还发动一个活动：“注经”，就是要学问分子穷毕生精力去钻研经书，挖掘出经书中每一个字的“微言大义”。据说，发展到最终，学者们可以就经书中的某一个字，随意洋洋洒洒写出一万字的文章。这种挖掘微言大义的方法，在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还存在，比方鲁迅的文章，就有很多地方找出了连鲁迅本人可能也想象不到的微言大义。

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骨子里的统治方法，还是法家那一套，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关于儒家法家的问题，我有时间再特地写一篇文章，这里不讲。反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像孔子、老子那样宏大的思想家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是对全部思想的禁锢，就连那被“独尊”的儒家，事实上也被禁锢起来，因为孔子的话已经神圣不行侵扰，任何人不能再否定反对了，也就根本不行能向前发展。这个时代最宏大的学阀，无疑是董仲舒。

汉朝衰亡之后中国又走向分裂，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对学问分子的思想禁锢，比汉朝时减弱了，但并未消退，曹操杀的学问分子，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但“独尊儒术”的局面终归被打破了，于是中国文化迎来了其次次大旺盛。道家学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度压倒了儒家，道教是在汉末出现，在这个时期才渐渐被部分统治阶级接受。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国的，但直到这个时期才得以本土化，发展成为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的文化体系。儒家学说也打破了汉代裹足不前的局面，汲取了道家、佛家的一些养分，有了新的发